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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生猪等畜禽产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在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产业发展质量效益不高、支持保障体系不健全、抵御各种风险能力偏弱等突出问题。建立现代化生猪产业实现转型升级，能够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猪肉市场供给，对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王双正，2020）。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强化科技创新、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加快构建现代畜禽养殖、动物防疫和加工流通体系，不断增强畜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调控有效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畜禽产品消费需求”。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产业的规模化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模式的绿色高效和流通方式的现代高效三个方面。因此，本文深入分析生猪全产业链发展趋势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提出未来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以推动未来生猪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现代畜牧业及发展质量特征是动态化的概念，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和组织化水平提升，消费和供给方式转变，环境资源条件变动而发展变化。发展现代化生猪养殖业的概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将现代生猪产业定义为“规模化、标准化和生态化”，后期随着产业快速发展，定义为“生产的集约化、技术的现代化、经营的产业化、管理的科学化、生产结构的合理化与环境的协调化”。宋冬林、谢文帅（2020）提出：通过养殖方式的规模化、生产管理的标准化和科学化、粪污利用的资源化、病死畜禽处理的无害化、企业营销的品牌化，建立现代生猪养殖体系和现代生猪经营体系。养猪成本持续上升、环保政策趋紧、生猪疫病防控压力、养殖技术进步和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是规模化发展驱动力。张园园等（2019）认为，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升存在空间依赖性，具有空间相关性和外溢性，受土地承载力、城镇化水平、工资性收入比例、消费市场潜力、猪肉消费能力、交通通达性、农民固定资产投资能力、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影响。
关于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的研究较多。在组织方式上，朱增勇、浦华（2020）提出：引导个体户养殖场户向家庭农（牧）场改变，通过合作社等组织模式，聚合产业链资金、市场、技术和信息服务，实现产前中后经营组织提升。郭利京、林云志（2020）认为，通过支持多种新型农业主体合作模式的发展，引导分散的养殖户以合作社方式走适度规模化和“公司＋家庭农场户”模式是生猪养殖提升规模化水平的主要路径之一。张利痒等（2020）研究发现，以合作社等组织方式实现生猪产销衔接，有利于产业链控制。在规模结构上，大型农垦系统、养殖企业、中小散户三种养殖主体形成组合有利于生产稳定。在生态化发展方面，严玉平、罗斌华（2020）研究发现，生猪养殖规模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关系，中小规模养殖户仍然存在粪污资源化利用率低、废弃率最高、猪粪资源化利用方式单一的问题，大中型养殖场以生产有机肥为主，委托第三方治理粪污是未来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学者对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侧重于规模化、组织化水平的提升、粪污资源利用决策行为的研究。综合来看，市场刺激、资源禀赋、消费市场、环保规制、政策支持、疫情冲击等外部环境和养殖户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主体特征属性因素，是生猪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以产业链为视角，综合分析我国生猪全产业链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提出实现全面转型升级带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二、基于产业链视角研判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特点和趋势
从生猪产业链上下游发展来看，产业呈现以下特点和趋势：
1.生猪生产区域化布局明显加快。土地和饲料资源、环保规制和动物疫情风险加速生猪区域化生产。现代畜牧业发展有五个特征，分别是高度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布局集约化（白彬，2020）、服务社会化和环境生态化。区域化布局有助于推动规模化、专业化分工和商品化。畜产品商品化程度对现代畜牧业实现度有着重要影响（戴健等，2007）。近年来，受环保整治和非洲猪瘟双重影响，生猪生产加速向土地和饲料资源丰富的优势区域集中。
生猪生产相对集中在中原农区，经济发达地区逐渐退出生猪养殖主产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如表1）：2019年华东、华中和西南地区生猪出栏比重分别为22.3%、23.0%和21.0%，合计超过全国出栏量的三分之二；华中和西南地区出栏量分别较“十一五”末增加0.6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华东地区则下降3.1个百分点。其中，江苏、福建和浙江生猪出栏量分别较2010年下降32.5%、33.9%和60.7%。
土地和饲料资源、环保和非洲猪瘟疫情等因素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生猪养殖地位逐渐显现。以2017年生猪出栏量与新环保法实施前的2014年相比，除东北地区增加3.6%外，其余地区均呈现不同程度下降，华中地区（河南和两湖）仅下降2.6%，华东和华南降幅最高，分别为10.9%和8.5%。在经历非洲猪瘟疫情后，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2019年生猪出栏量较2017年的降幅低于其他地区，分别为6%、17.3%和18%；华中（河南、湖北和湖南）和华南（广东、广西）降幅较大，这些地区养殖密度大、活猪流通量高，疫情风险导致的生猪产能损失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2.中等规模养殖主体快速发展。产业化和规模化猪场能较快引入先进的饲养技术与管理技术，并且对生猪疫病进行有效防控，提升生猪的生产效率及生产质量（金正兴，2019）。从规模化水平来看（如表2），年出栏100头以下养殖户在2007年以后受猪价大幅波动影响大量退出，2019年年出栏500头以上养殖户出栏比重达到52.4%。其中，年出栏1000-2999头养殖户出栏比重增速最高，2019年较2007年提升7.7个百分点；其次为10000-49999头和年出栏50000头以上养殖户，分别增加6.4个百分点和4.8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市场机制和政策推动下，未来年出栏1000头以上的家庭农场型规模户和规模企业将是未来生产主体，年出栏100-1000头以内养殖户仍是最大的生产群体，是未来产业升级转型重点扶持对象。
3.生猪产业化和组织化经营水平明显提升。涉及生猪生产经营的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等生产要素资源通过优化组合形式进行产业化的运作，主要表现为“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及其在此基础上的各种衍生形式。生猪合作社已成为我国生猪养殖业的重要组织模式。截至2019年2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18.6万家，养殖业占25.6%。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出“大群体、小规模”的特征，其功能和作用亟需提升。非洲猪瘟后，绝大部分养殖企业为轻资产快速扩张，加速发展合同养殖户，并且与合作社结合，建立多种形式的“公司+合作社+养殖户”的模式。
4.生猪屠宰加工行业加速整合。1998年《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生猪屠宰行业已进入依法管理的新阶段。2012年以来，生猪屠宰行业加速从简单的数量扩张向规模化集团化发展。2019年屠宰量前十名省份从高到低排序分别为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广西、云南、湖南、辽宁，年屠宰量均超过1000万头，合计为1.8亿头，占全国总屠宰量的67.0%。肉制品加工总量从2016年的1593万吨增至2019年的1750万吨，占肉类产量的比重从18.5%提升到22.6%。2019年，全国鲜、冷藏肉产量排名前十位的地区分别是山东、河南、辽宁、河北、福建、四川、湖北、黑龙江、安徽和湖南，合计占全国产量的比重近80%，主产区冷鲜肉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5.生猪产品调运结构转变为“运肉”为主。疫情防控需求和冷链体系加速发展下，生猪产品流通结构向猪肉转变。非洲猪瘟前，活猪跨省调运量超1亿头，2017年活猪跨省调运量为1.02亿头，猪肉产品调运量586.4万吨，折合生猪量6228万头（按照10.62头生猪一吨猪肉折算）。其中，活猪调运量占比折合活猪总量的62%。2018年9月，活猪跨省调运量开始明显下降，全年分别调运活猪和猪肉产品7909万头和744.7万吨（折合7909万头活猪），活猪调运比重下降至50.7%。2019年，尽管生猪出栏下降，但猪肉调运量不降反升，活猪调运量继续下降，分别为4235万头和817万吨，分别下降47.9%和增加9.7%，猪肉调运量折算活猪8678万头，活猪调运比重降至32.8%。中部生猪养殖大省是主要调出区，沿海发达地区及直辖市是调入区。
“十三五”生猪产业遭遇环保规制和非洲猪瘟疫情冲击，在生猪产能恢复过程中，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消费市场发展和政策调控等因素带动生猪养殖区域化、产业化、规模化和组织化发展快速发展，生猪产品流通结构转变带动优势产区迫切需要加快生产屠宰加工融合。“十四五”是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既要继续恢复产能，还需要提高复产、扩产效率和质量。
三、基于产业链视角解析我国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1.生产和屠宰加工融合度低。从屠宰产能匹配度来看，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屠宰产能远高于其生猪出栏量（表3），非洲猪瘟加剧了其屠宰产能过剩，而四川、河南、河北、广西、湖南、湖北等主产省在2019年生猪出栏量均下降背景下，2018年屠宰量仍明显低于2019年的生猪出栏量，尤其是年屠宰能力15万头以上的规模屠宰产能，2018年广西、四川、湖南和湖北年屠宰15万头以上屠宰厂屠宰量仅分别占总屠宰量的23.7%、34.4%、34.2%和39.8%，其他省份则均在50%以上。从消费习惯来看，南方地区猪肉消费需求量大，同时偏好热鲜肉，决定了北猪（肉）南调将是长期趋势。2019年重庆、四川和广东人均家庭猪肉消费量均高于30千克/年，云南、贵州、湖南、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北和海南人均猪肉家庭消费量在20-30千克/年，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北、河南和山西主产区人均家庭猪肉消费量在10-20千克/年，远低于人均猪肉产量。生产和屠宰深加工能力不匹配不但不能增加产区税收和就业，而且无法提升产业附加值，降低了地方政府养殖积极性。同时，冷鲜肉加工能力弱和消费需求差异性又导致活猪调运需求高，影响猪肉质量，不利于疫情有效防控。
2.不同规模主体发展质量差异大导致产业整体竞争力不高。我国中小规模生猪养殖户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生产方式（马敏，2020），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尽管龙头企业的生产效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整体水平不高导致我国生猪成本竞争力处于较低水平。例如，龙头企业MSY（每头能繁母猪提供的育肥猪数）能够达到25头左右，中大型养殖场在20头以上，而全国平均水平仅17-18头。除了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场数量仍不足外，生猪产业组织体系仍处于初级阶段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组织化机制仍然需要结合国情进一步优化改善。
3.种植、养殖业规模化发展程度不匹配等因素制约绿色循环发展。畜牧业未来发展可以概括为五大不可逆转的趋势：产业化快速发展、规模化养殖、生态绿色畜产品、畜牧业产供销一体化、低碳畜牧业发展（王济民、李惠钰，2011）。大量养殖废弃物的有效利用和养殖环境的改善是养殖业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种植是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村小康目标的重要途径，也是养殖废弃物的处理和农牧结合难题解决的关键。目前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种植业规模化发展与畜牧业规模化发展不同步，并且隶属不同的主体，现在的产权制度下形成集中连片土地在一些区域还存在较大困难；二是农牧有效结合迫切需要第三方服务平台；三是猪场粪污处理技术和设备亟需升级，特别是适合中小规模户的低成本、高效的处理设备和技术。当前一吨有机肥生产成本在300元左右，高成本制约着有机肥的生产和推广使用。
4.屠宰产能过剩与加工流通体系不强的矛盾不利于产销有效衔接。2019年全国平均屠宰产能利用率仅为25.7%，猪肉及肉制品中80%是生鲜肉，肉类加工、流通环节劣质肉发生率高达8%-10%。生猪屠宰产能过剩而深加工能力不足、冷链物流设施不完善导致产区“宰不了、存不住、运不出”，突发事件可能加剧这一矛盾。猪瘟疫病防控政策以及生猪养殖区域集中度的不断提高，迫切需要建立生猪产品现代加工流通体系。要加强产销对接确保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稳定，需要进一步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工作，改变生产屠宰工艺落后、宰后损耗问题严重以及冷链物流能力不强的问题。
我国生猪规模化水平仍然处于欧美国家80年代的水平，生猪产业链上下游的优化融合还在探索阶段。只要综合考虑生猪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合理配置产业资源，才能实现产业结构聚合效益，全面提升生猪产业竞争力。
四、我国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和政策建议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仍处于生产和屠宰加工区域融合初期，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和标准化规范化屠宰厂少，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生产效率差异大，畜牧业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带动力不强、组织化机制不完善，农牧结合实现绿色发展的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推动生猪产业规模化水平提升的同时，建议通过以下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
1.依据区域特点推动生产和屠宰规模化水平提升和融合。继续提升生猪重点发展区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如北部省区的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中部省区的山东、河南、湖北、安徽，华南省区的江西、湖南、广西，西南省区的贵州、云南。避免低水平屠宰产能的重复建设，提升其实际屠宰能力15万头以上的屠宰厂的数量以及深加工水平。引导资源禀赋水平不高的销区建立发展万头以上规模养殖以提升自给率，如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北京、上海等，加快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屠宰企业的外移和转型，转变为生产适合当地消费特点的白条肉分割、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企业。支持主产省份逐步发展为猪产品深加工基地，把税收留在主产区，销区通过资源环境补偿、跨区合作建立猪肉供应基地等方式，形成销区补偿产区的长效机制。
2.支持和推动中小规模户的转型升级。非洲猪瘟后，大量散养户和小户退出市场，养殖门槛进一步提升。年出栏1000头以上养殖户本轮周期加速发展，这种类型养殖户具有养殖边际成本低、养殖效率较高的优势，更容易实现种养结合，同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一方面，通过金融支持、风险防控、组织机制和社会化服务推动规模化和绿色生产。优化政策性金融扶持政策，加大生猪保险推广，支持养殖户中长期生产，通过养殖合作社、养殖协会的组织、服务和金融功能建设，提高合作社/协会的社会服务化、金融服务和产销衔接服务水平，推动养殖户的养殖水平、粪污处理水平和生物安全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建立现代流通方式。与屠宰加工企业通过收购协议、代养或者战略合作等方式，实现产供销一体化。
3.通过建立粪污资源化有效利用机制实现绿色生态养殖。种植农作物附加值不高、缺少粪水还田利用技术以及相应的还田利用配套设施设备是种植户积极性不高的主因，而养殖户面临粪污处理技术不高、商品化有机肥成本高以及缺少服务支持等限制因素。坚持以地定畜、以种定养，根据土地承载能力确定生猪养殖规模，通过村集体、种植合作社等组织方式提高土地流转效率，既可以实现规模化种植，又可以提供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土地资源；通过支持第三方处理机构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促进资源化利用合作，建立可持续的资源化利用机制。
4.及时调整政策支持重点和加强后期市场风险防控。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落实农村农业部印发的《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各地重点支持生猪产能恢复，2020年第三季度生猪存栏已经恢复到常态水平的85%左右，预计2021年第二季度将能够恢复到常态水平。政府部门的角色要发生转变，从传统的主导者变成服务者以及管理者与监督者（范益，2019）。应及时监测产能变化并提前调整政策支持重点，逐渐将支持存栏恢复增长到发展质量上。考虑到猪粮盈亏平衡点等变动，应做好修订《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准备，未来调控重点将会由冻猪肉投放转向冻猪肉收储以及猪肉进口政策调整。同时，“抓主产省、抓主产县、抓规模场”，保障能繁母猪基础产能平稳，防止2022年以后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和猪价异常波动。
原文载于《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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