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达成的共识
1.1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之母，没有农业文明，就没有可持续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
1.2农业文明包括土壤健康、水体无污染、空气质量良好、主要粮食和肉食品能自给自足且品质良好无公害、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完备、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有序无断层、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农业经营体运营模式先进健康具备强势竞争力、出现更多像“温氏”一样的农业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农业企业家素质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良好有序、农民不再是身份的称号而是一种职业。“三农”生态健康，为工业和商业创新发展能够提供高质量的营养物质，繁荣发达的工商业通过国家体系反过来又助推农业现代化、在保障国家粮食、食品安全体系中要有大、中、小不同规模的生产者参与、见证、贡献和收益。
1.3散户、中小规模养猪生产者目前还是中国猪肉生产的“大多数”，是与当前中国农业发展水平现状相适应的“海绵体”，生产的地域分布和养猪生产者在农村的居住地呈关联状态，尽管分散，生产水平普遍偏低，但在稳定国内猪肉市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农业农村部2018年11月23日提供的数据是2600万小散养户，2600万人这个数字比农业发达的荷兰和丹麦两个国家人口的总和还要多一点。
1.4农业经营体规模大小，与当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大规划背景“阶梯式”的发展模式中，在东部沿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集团化、规模化养猪户明显多一点，中西部欠发达的省份中小规模、散户占主导地位。
1.5在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合法的养猪业仍然是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之一，这与国家提出的“产业振兴”相得益彰、有机协调。因此在确保符合环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改造、升级现有中小规模生产者应该是一项艰巨的经济任务，不能因为非洲猪瘟来袭就“简单、粗暴”去劝退、卖断中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权利。
1.6如果中小规模养猪生产因非洲猪瘟受到严重冲击，恰恰暴露了中国养猪生产薄弱环节和“短板”，说明中国养猪大繁育体系建设不完善、生猪生产体系建设落后的尴尬局面、肉食品安全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如何“补短板”？提高抗风险能力，首先考验每一个养猪生产者的综合素质，其次考验政府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养猪业方面的实际成效。另外，从海关监管、检疫检验；全国性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全国兽医人才队伍教育、培训、储备；全国基层兽医机构建设和日常功能设计、发挥；食药局检疫队伍建设、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及关键时刻联合执法的程序设计和实施方案。非洲猪瘟病毒的侵入充分暴露中国养猪业生产系统“亚健康”状态，不是规模大小的问题。
1.7中小规模是孕育大型农牧企业的土壤，今天的温氏集团、牧原集团就是当年中小规模经过长期经营、逐步发展起来的。农业投资运营是一个漫长的基础性、刚性需求的产业行为，无论是政府或投资人均要有长远目标，国家要有耐心去培养、引导、壮大，一蹴而就的规模化、靠融资扩大的规模化从目前实践中看是不稳定、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危险倾向。
1.8只要有公平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符合环保和食品安全的要求，至于那个体量的养猪经营体生存能力强，根本上取决于每个经营体的赢利能力和管理水平，其它的保护性措施是暂时的。因为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不管体量大小，赢利是天职。在合法的前提下，净利润是掌握实体经济生命周期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规模化不要乐观，对中小规模也不要悲观。温氏集团就是主要靠利润驱动公司从小到大、循序渐进发展成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目前仍然比较稳健。中国经济差异化发展注定农业经济体一定呈多元结构共赢、共生，这种产业链、利益链、食品链、食物链的生态环境短期内不会改变、只能加强、升级转型。
1.9现在出现饲料公司托管规模化猪场，从某种程度讲就是规模化猪场在经营层面“亚健康”的“临床症状”，从当前中国农业市场发展的社会分工和利益再分配的结构观察不是好现象，饲料、疫苗、兽药经销商的担心和焦虑就是风向标。规模化猪场发展速度超过了复合型、实践性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成为制约规模化养猪健康、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而中小规模的生产者以夫妻或家庭成员亲自操作经营，通过技术积累和学习借鉴，反倒使经营体能稳定持续发展。
1.10通过技术改造让中小规模生产者升级转型符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规划，中国“海量”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和农业人口多等因素注定主食食品生产不能集中在少数群体的手中，健康的中小规模生产者将是中国农业生产的“海绵体”和“蓄水库”，中国养猪形成大规模引领、中等规模和小规模支撑的分工、共生结构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我们不能用超现实的思维解决现实问题。从当年欧洲“疯牛病”、比利时鸡蛋“沙门氏菌”感染事件，再到国内“三聚氰胺”、“瘦肉精”到2018年几个大型养猪企业“遇难”等事件一再证明，规模大小不是问题的根源，强化政府动态监督、检疫，完善生物安全措施、规范行业标准、建设健康的上下游供应链才是根本和焦点。不要总是把行业的问题怪在中小规模生产者的头上。
1.11“大群体”的中小规模生产格局支撑着庞大的饲料、兽药、疫苗产业链的发展，供应链行业有许多上市公司，但生产环节寥寥无几，所以从产业链、利益链、食品链、食物链来看，保护中小生产者的利益，用政策和法治环境帮助他们实现养猪生产的现代化则体现政府“不忘初心”、如果简单买断合法的中小规模生产者的经营权利，表面上看好像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另一方面失掉了农民对中国养猪的希望，弱化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最近几年规模化公司从国家财政拿到了很大资金支持，面临市场困境时又为国家发挥了那些作用呢？这值得大家反思。根本上讲，经营体需要公平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产业需要靠创新、管理和“优胜劣汰”提高竞争力，不要用规模“作茧自缚”。
1.12理顺生产、屠宰二者的关系，以前是屠宰企业从产业下游变为“上游”，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养猪的不如贩猪的、贩猪的不如杀猪的”，现在开始要提高生产者在市场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屠宰一定是为生产服务。没有健康的生产，就没有健康的产业，肉食品安全就是空谈，如果养猪生产者最终不赚钱、无法建立相对稳定、持续盈利的模式，将是行业最大的“灾难”。这种农业盈利模式也应该是“中国模式”，一种还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农业模式”。
1.13关于环保问题，坦率的讲，大规模、集团化也存在巨大压力（2018年10月23日中央环保督查组向黑龙江省委反应某上市公司养猪场停运污水处理设备向厂区外排放高浓度废水严重污染环境的事件）；中小规模生产者也存在问题。因为在养猪业粪污达标处理环节全行业面临普遍不成熟或处理成本偏高的技术支撑。而中小规模生产者普遍采用干清粪模式，通过“种养”结合容易解决，而规模化、集团化生产模式处理起来如果没有配套的大面积耕地，综合成本偏高很棘手，因此改造、升级中小规模生产者合法规范生产符合目前农民经营能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发展现状。
1.14从全球养猪生产格局来看，中国就是最大的“父母代场”、世界最大的肉猪生产商和消费市场。美国、加拿大、丹麦、法国、英国就是“祖代场”、“曾祖代场”，种源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的育种公司手中。
从国内来看，种源主要掌握在农业农村部确认的“国家核心育种场”、各省级种畜禽场手中，散户、中小规模生产者是购买父母代种猪的主体，也是父母代场的“大多数”，是肉猪生产的主体，因此，集团化、规模化与中小规模生产者是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是竞争、排斥的关系。
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回顾，种源不健康、亚健康、不可持续性、国内普遍缺乏优质的育种公司群体以及种源被外国育种公司掌握是制约中国养猪发展的“最大瓶颈”、“最根本的瓶颈”之一。在育种领域许多公司崇尚“拿来主义、买来主义”，几乎没有自主创新，许多国内公司无非就是外国公司在国内的生产基地和代言人。
1.15中国农业问题最终要靠我们自己解决，保护、恢复、还原我们自己的生态和环境。先辈已经警醒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业必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国际市场只能发挥辅助作用，国际贸易往来那是和平年代的“人情交易”，只能锦上添花，别想雪中送炭，如果遇到国际危机那就成了“踢皮球”。2008年发生全球经济危机，同步出现全球粮食危机，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统统紧急取消粮食出口补贴，转而征收粮食出口关税，变相提高粮食出口价格，甚至限制粮食出口业务。气象报告都是全球粮食主产区遭遇天气干旱、减产等负面新闻。泰国大米国际价格达到每吨1000美元（2008年官方人民币、美元汇率为6.91:1），相当于每市斤大米3.45元，而泰国国内每吨200美元，相当于每市斤大米0.69元，美国偏向中国出口添加过“瘦肉精”的猪肉，中国贸易代表为此专门和美方交涉谈判，这些“花絮”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实课。
2018年8月非洲猪瘟这种新病毒侵入中国，给中国养猪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持续负面影响暂时无法全面评估，但从病毒的威胁当中我们要迅速行动起来，客观、正视、真实面对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屠宰环节、检疫检验等环节短板、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中漏洞，以这次“天灾”为契机，在养猪产业领域开展一场持续、高效、接地气的“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升级转型浩大的“养猪业革命”，实践农业现代化体系建设在养猪业中的示范作用，让养猪生产更加健康、高质量的发展。
警示、启发和行动
2.1通过非洲猪瘟事件，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食药总局等部委建立公共食品危机联合执法沟通机制，信息共享，最快速度、全方位控制、消除影响公共食品安全的威胁。
2.2相关的各部委走出部委大院，到养猪生产一线和生产者共同探讨非洲猪瘟长久的防控、消灭方案，评估以前防控措施的效果、得失，切实为养猪生产者“保驾护航”。
2.3建立功能更加强大、全面、快速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甚至要超越美国的FDA的功能，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食品消费市场，应该建立与之配套的食品安全检测、监督能力和联合机构，确保食品安全、确保消费者的健康和产业健康。
2.4通过非洲猪瘟事件，政府和生产者应该更加紧密合作，根据国情和农业发展水平，在合法的前提下，建成大规模、中等规模、中小散户分工合作的全国“大繁育体系”、“大生物安全体系”、建成符合中国人口众多、消费巨大的“猪肉生产体系和健康可持续”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