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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点，天色尚黑，湖北襄阳一家屠宰场里喧嚣嘈杂，猪叫声此起彼伏。下了一天雪，地上满是泥泞，驶进院子里的拉猪车带起不少黑色的雪水。李新军从河南大老远地拉猪过来，离春节还有7天，能赶上年前最后一波消费潮。
行情不算好，他从河南7块5一斤收的猪，到屠宰场卖8块，中间只有5毛钱差价。猪价一直在下跌，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2年1月份第4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26.06元/公斤，比2020年同期下降51.5%。到除夕前一天，价格已降至22.08元/公斤。
整个春节，全国过了一个可以“大口吃肉”的年，而做猪生意的人日子却不好过。节前各大猪企发布2021年度业绩预告，除牧原股份（002714.SZ）外，几乎全线亏损，亏损最严重的正邦科技（002157.SZ），预亏高达182亿元-197亿元。
养猪的人亏本，贩猪的人也赚不到钱。在整个生猪产业，做贩猪生意的猪经纪人遍布各地，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赚钱，是对市场变化最敏感的群体。
2022年1月份，生猪养殖企业牧原、正邦相继发布公告，宣布与屠宰企业双汇（000895.SZ）达成合作，实现点对点生猪直供，减少猪经纪人等中间环节。这背后，反映出中国生猪产业从产能分散向集中一体化发展的转变。
与此同时，“猪贩子”这个群体也正向公司化转型，利用互联网、短视频网站成为网红，为他们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行户”和“贸易商”
“猪价明年怎么样？养猪家人都彷徨。”离春节还有三天，湖北襄阳的气温已经接近零度，谢金凤裹着一件厚羽绒服走在街头，随手掏出手机开始拍抖音短视频。
谢金凤今年38岁，是个和猪打了十几年交道的猪经纪人。靠着在抖音分析猪价行情，她积累了三十多万粉丝，成了生猪行业的网红。
“你们今天啥价格？”“你今天订猪了没有？”她的一天是从打电话开始的。
上午9点，她的手机开始接连不断地响起来。“一公斤掉价1块2，我他妈一车掉2万。”同行的电话率先打过来，散布在不同地方的猪经纪人隔着电话和谢金凤互相通报市场行情，亏了钱的骂声连连。
养殖户、屠宰场的电话也不断响起来。“220斤的猪能卖什么价？”“你们那儿今天杀了多少猪？”
一上午时间，谢金凤接打了10通电话，电话间隙还要和做生猪期货的同行发语音讨论涨跌情况。她的手机如同一个生猪产业信息站点，汇聚和交换从养殖到屠宰各环节的信息。
“每天早上我们大家就互相交流这些信息，看看今天屠宰场的计划怎么样，怎么去调猪，怎么定自己的计划。如果屠宰场收的猪已经挺多了，就少定计划什么的。”电话铃声消停下来，谢金凤顺嘴介绍。
猪经纪人赚的是信息差的钱，充分掌握市场信息是做这一行的基本功。由于生猪养殖产能分散，养殖户找不到买家、买家找不到猪的情况普遍存在，谢金凤这样信息灵通的猪经纪人就有了生存空间。
“以前卖猪都是打手势的。”谢金凤介绍，在猪经纪人刚刚出现的1980年代，卖猪现场行户会和贸易商打手势交流，以免养殖户得知实际价格，好从中赚差价。
2016年，在离襄阳20公里远的东津镇吕寨村，谢金凤从养猪转行做猪经纪人。最初是帮养殖户卖猪，也就是联系买家，撮合交易，行内称之为“行户”。
每卖一头猪，谢金凤从买家那里赚10元信息费，一辆大型拉猪车通常能装一百多头猪，装一车猪能赚一千多元。这一千多元还包括装猪的工作，也就是按照买家的要求把合适的猪过秤、安全赶进9.6米长的3层拉猪车。
“类似于房产中介，它起一个买方和卖方中间沟通撮合的桥梁。”谢金凤如此理解行户的工作。
只做行户赚不了什么大钱，谢金凤开始自己做买家，从养殖户手里收购生猪，再卖到屠宰场，一买一卖之间往往有更大差价。这样的买家在业内被称为“贸易商”。
行户赚取撮合交易的信息费，贸易商赚取买卖差价。行情好的时候，谢金凤一个月能赚二三十万元。
虽然赚钱更多，但贸易商的风险也很高——一旦下游合作方不回款，贸易商就损失惨重。由于行业规范度低，交易双方多为自然人，此类现象在生猪贸易中层出不穷。
在珠三角从事生猪贸易的许新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在2021年7月先后收购了四五车猪转卖给下游贸易商，再由下游贸易商经屠宰场代宰后卖给猪肉销售商，交易模式均是先交猪后收款。由于猪肉经销商迟迟未回款，许新至今还有137万元资金没有收回。
“这一行越来越不好干”
谢金凤觉得这一行越来越不好干了。转折是从2018年开始的。当年8月，非洲猪瘟在国内暴发，为防范疫情，限制生猪调运成为重要手段，猪经纪人受到直接冲击。
2019年11月开始，福建、广东、湖南等6省开始试点非洲猪瘟分区防控，由6省组成的中南区先是禁止区域外生猪调运，随后区域内跨省调运也被叫停。
区域限制下，不同地区生猪价差拉大，贸易利润空间大增。想要赚钱又不能运猪，谢金凤干脆到云南就地杀猪。当时云南猪价低，她从云南收了猪就地宰杀，再运往广东等肉价高的地区售卖，以“调肉”避开对“调猪”的限制。
2019年，谢金凤在云南杀了一年猪。她把杀猪的经历拍成短视频上传到网上，一下子火了。
尽管视频里笑得开心，但当时猪经纪行业的情形并不乐观。为了继续调运生猪，“猪贩子”圈内开始买卖生猪调运必备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原本由各地的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检疫所免费办理，非瘟防控收紧后，各地严把动物检验检疫，一纸证明变得稀缺。
“一张检疫票现在都5000块了，还赚什么钱？”谢金凤冲电话那头的同行抱怨不已。检疫票的钱也都算到成本里，生猪调运利润空间被压缩，路上还可能被查到，风险太大。诸多限制让谢金凤的生意少了很多，临近春节消费旺季，她一直闲在家里。
更小的猪贩受影响更大。王铁栓在洛阳一带做行户，熟悉郊区周边五六个村镇养猪户的情况。非洲猪瘟暴发后，拉猪车上路要受到严格检查。接着新冠疫情暴发，人员流动也受到限制。来村里拉猪的贸易商少了很多，他的行户买卖也做不下去了。
“路都封了，不让他们干了。”春节前河南暴发疫情，防控升级，问到生意行情，王铁栓的儿子撂下这么一句话，挂断了电话。
除了非洲猪瘟，对猪经纪人影响更为深刻的则是中国生猪市场从分散向规模化发展的内在变化。
中国畜牧业年鉴显示，2007-2019年，年出栏数500头以下小规模养殖场从8222万户下降至2258万户，超过七成小养殖场关停。
环保政策逐年收紧，紧接着2018年非洲猪瘟暴发，不少散户抗疫病能力差，纷纷退出。
开封养殖户郭梦华家里原本养着一百多头猪，非洲猪瘟暴发后赔了钱，不敢再养。村里养猪的人也少了，全村养猪数量大幅减少。“前几年村里能有将近千把头猪，现在俺们那里也就一两百头。”
谢金凤相熟的一个养殖户也受到影响，决定退出养猪行业，把几十头猪白送给了谢金凤。她在老家村里另找了一处地方，把这些不要钱的猪交给家里老人养。整个村子现在只剩下他们一家还在养猪。
家里的猪养不下去，郭梦华进了牧原的养殖场，做养殖工人。
规模化养殖直接冲击了原有的猪经纪人模式。大型养猪场不再需要行户从中撮合介绍，只有能提供运输服务的贸易商留存下来。贸易商也更倾向于直接和规模化养殖企业合作。
大型猪企去中间环节的尝试仍在持续。2022年1月，牧原、正邦相继发布公告，宣布与屠宰加工企业双汇达成合作，探索点对点生猪直供。
牧原总裁助理袁合宾介绍，此次探索点对点直供，希望能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双方成本。未来，牧原与猪经纪人的合作还会存在，但猪经纪人可能从赚差价的贸易商转变为单纯的物流提供商。
“猪贩子”的价值
随着规模化养殖企业的壮大，猪经纪人与企业合作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谢金凤介绍，各大猪企卖猪实行竞价机制，各家都开发了自己的线上竞价平台，猪经纪人需要参与竞价才能从企业购买商品猪。
以牧原为例，猪经纪人需要在每天上午9点半前将自己的预期价位填报到专门的竞价App上，牧原根据竞价结果确定价格，通知竞价成功的猪经纪人到场拉猪。
整个竞价过程猪经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报价。“报高了吃亏，报低了相当于给别人报价。”谢金凤表示，整个过程很考验猪经纪人对市场行情的掌握程度。
想要参与竞价，猪经纪人需要给猪企交一笔开户费。谢金凤透露，目前各大猪企的开户费标准分别为——牧原30万元，正邦、新希望均为5万元。她表示，由于大猪企诚信度高，出栏生猪数量大、质量高，即便交钱猪经纪人也愿意合作。
但并非所有猪经纪人都有实力承担这笔费用。谢金凤介绍，对于不愿付开户费的小贸易商，行业内衍生出了代开户服务，由其他经纪人开户后代为竞价、购猪。猪经纪人行业从原来的“行户+贸易商”逐渐向“代开户+贸易商”转变。
对于养猪场和屠宰企业直接合作的事，猪经纪人们大多没当回事。“物流运输谁负责？原来经纪人垫的资金谁掏？”谢金凤质问连连。
在猪经纪人模式下，猪从养殖企业到屠宰加工企业的调运由贸易商负责。贸易商自行组织车辆，担负运费，并承担运输途中猪只病死、掉膘等风险。
更重要的是，贸易商从养殖户手里收猪通常先付钱再拉猪，卖给肉商则要先交猪，对方看到宰杀后猪肉成色才付钱。贸易商在其中起到资金过桥作用，需要垫付大量资金。
同时，原本由猪经纪人承担的运输职能由哪一方负责也未明确。袁合宾表示，目前点对点直供尚在探索阶段，上述问题需由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各大猪企和猪经纪人的合作依然很多。
牧原2014年发布的招股书披露，其商品猪销售渠道中，猪经纪人占比在70%左右。袁合宾介绍，这一比例在近几年未下降，猪经纪人依然是牧原生猪的主要销售渠道。
除牧原外，2021年递交招股说明书的猪企扬翔股份也披露，2018年至2021年上半年，每年公司通过猪经纪人实现的销售金额占总额65%左右。
即便以后失去大猪企客户，谢金凤也不担心，“这么多的散户，我就做他们的生意。”她盘算着联系更多中等规模的养殖场，“把他们发展成VIP客户”。
“生猪界的链家”
为了规避自然人交易频发的违约问题，一些猪经纪人已经开始尝试公司化运作。
许新在广东惠州成立了公司，想要做从生猪收购到屠宰、加工的全产业链服务。“现在肯定要做好风险把控，猪拉过去就要赶紧付钱，不然就不会继续拉了，哪会像以前那么傻。”
谢金凤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想利用自己在网上的人气打造“金凤卖猪”品牌，专门提供猪经纪服务。“要卖出诚信，卖出品牌。”
企查查显示，2018年之后，经营范围包含“生猪贸易“的公司数量明显增多。2019年至2021年三年间，新增生猪贸易公司504家，比以往7年之和还多。
更大的变化是，猪经纪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做生意。
谢金凤每天在抖音上坚持播报生猪行情，把猪价变化编成顺口溜吸引粉丝：“行情大家要抱团，跌价就等来反弹。”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一番后，末尾不忘一挥手，呼吁粉丝：“大家认为我说得对的，点赞留言。”一条视频通常能收获数千个赞。
谢金凤介绍，现在行业里不少人都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抖音上以南方地区主播居多，东北同行则占领了快手。听主播分析行情成了生猪行业获取信息的新渠道。
在抖音上以“猪价”为关键词搜索用户名，能看到上百个相关账号，“老高聊养猪”“小李讲猪价”依次排开，其中不乏关注量数十万的大号。
短视频平台也为谢金凤带来了不少新的客源，不少养殖户、屠宰场老板通过她留在抖音上的电话联系到她询问合作。“我们洛阳这边有不少猪，你能过来收不？我看你抖音现在弄得有点气魄。”一天到晚，这样的电话谢金凤能接近10个。
谢金凤不甘于只是做个卖猪的网红，她想用互联网改造整个行业。2021年，深圳一家公司找到她，想要和她联手打造“金猪速运”“金凤卖猪”两大平台，前者做生猪调运的“货拉拉”，后者做生猪交易的“链家”。
但改造并不顺利。由于降低运费，金猪速运冲击了原有拉猪车司机的利益，遭到联合抵制。谢金凤不断收到陌生司机打来的电话，一开口就是谩骂。提起这些，谢金凤掉了眼泪。
2022年，谢金凤从原公司离开，成立了新公司专注运营金凤卖猪。她想像房产中介机构一样招募专门的猪经纪人，试图实现不赚差价、靠服务盈利。但已经有成熟客源的经纪人并不愿放弃差价加入她的平台，谢金凤只能招募新人，队伍现在还没有拉起来。
目前，谢金凤的公司在湖北、河南、山西等地设了运营中心。过完年，她计划着让公司正式运转起来。但对于互联网企业惯用的资本运作、以补贴战抢占市场等打法，谢金凤并不熟悉。
开着车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生猪界链家”的想法后，谢金凤认真地问：“你觉得我们搞得能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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