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在湖北省武汉市引发并扩散至全国的疫情，是继SARS之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第二次由食用野生动物引发的瘟疫。与此同时，在湖南邵阳和四川的南充分别发生了一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生物学和医学作为毋庸置疑的防御和治疗手段，然而，借助社会科学，可以帮我们更好的认识和厘清“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提供极具价值的公共卫生管理手段。
社会科学对于动物感染人引发的瘟疫，动物与人的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社会学之父涂尔干（mile Durkheim）对于牛痘的研究，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对于疯牛病的关注，都为今天“去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人类学长久以来，以“去除西方中心主义”为学科宗旨。近年来，由于“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提出，学者们认为人类活动对于气候和生态造成了全球性的影响，气候变暖，物种灭绝，从而对于人类生存本身造成危机。以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为主的当代人类学家对于“人”和“非人”关系的重新考量与对“人类”本身的研究成为人类学学科中并驾齐驱的两个范畴。
笔者本身并非专门从事“疾病”或“瘟疫”的专业研究者，而是借由台湾地区的自然遗产保护（即动植物保护），重新审视中华文明框架下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思考发展和保存之间的张力。因此，田野选择在位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的金门岛。本文基于2019年初的田野笔记修改而成。因为针对“非洲猪瘟”的田野调查时间短暂，故无法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调研方法，而主要采用了社会学的“直接观察”和访谈的形式进行调查。
金门岛，与中国大陆仅仅十公里之遥，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对面。在蒋介石1949年战败退居台湾之后，以该岛为前线试图反攻。1992年，金门解除战地政务，2001年“小三通”政策实施，金门率先成为两岸交流的示范点。
防疫与保险
在金门县政府建设处农林科的帮助下，我见到了建设处的“副座”文水成先生，文先生曾经担任金门县动植物防疫所所长，因为其丰富的防疫经验，在2018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之后，新上任的县长将其升任建设处副处长，主管“非洲猪瘟”的防疫工作。农林科的钟科长所言：“非洲猪瘟对新县长而言，是其上任之后第一次大挑战。”和文先生的对话由疫情管理开始。他认为金门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岛必须高度重视非洲猪瘟的防治工作：
“其实非洲猪瘟的查验从去年（2018） 8月21就开始了，但是当时还是一种很松懈的态度。”文处长说：“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执行力度不够，处罚不够严厉的时候，我们就没太当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西方人那么严肃。” 他接着介绍：“相比台湾本岛，金门对于传染病的防疫压力要小很多，因为金门只有一个‘海关’，就是水头码头，每天的开放时间是早八点至晚六点。而金门的尚义机场也只有台湾岛内航线。在台湾本岛，防疫工作要复杂的多，因为许多机场都有国际航线……这次的非洲猪瘟，也是十一月份起开始严格起来，在金门的水头码头，有大声公（大喇叭），还有跑马灯，各种宣传，真的已上升到国安的级别了。在台湾也是，各个机场会设置高风险航班，然后进行专门的行李查验，照x光，看物体密度，如果是肉类，会显示红色。”我注意到这次有警犬的查验，便问了来历，文处长说：“以前金门只有两只警犬，非洲猪瘟疫情严重之后，台湾本岛派了一只来支援。”
之后，他从办公室找出一张巨大的地图，在地图上指出一只海漂的猪的发现地——田埔水库附近。他说：“冬天东北季风，一般海漂垃圾到达东半岛；夏天西南季风，从大陆漂来的东西都在西半岛。”而金门县的海巡所，则掌握了具体的海漂垃圾的吨数。政府针对海漂猪的处理方式，通常应该采取就地焚毁的手段，但是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晚上，有时候可能是不容易燃烧，所以那只猪被带回采样，然后进行焚烧处理。本次发现的海漂猪，在发现地进行半径三公里和五公里移动管制。本次发现海漂猪的三公里内一个养猪场，五公里内九个养猪场，一共11000头猪，在之后的检疫中均未发现异常。
在第一头海漂猪出现之后，金门人对于疫情“草木皆兵”，县政府相关部门不断接到举报电话，声称发现海漂猪，后来经工作人员查验，一只是海漂羊，另一只为海漂狗。
至于为什么金门，乃至台湾本岛对于动植物疫情如此的重视，则是因为1997年的口蹄疫对台湾经济造成的巨大影响。当年口蹄疫爆发前，台湾地区的猪的数量有1400万，现在只有500万，1997年的口蹄疫直接经济损失2000亿新台币，间接损失（餐饮／运输／屠宰业等）为5000亿，很多人抱怨吃不到卤肉饭（台湾的著名小吃）。
口蹄疫疫情过后去大陆或其他地方交流访问的农牧场主，会在机场的海关清理鞋子。回到台湾境内一个礼拜之后才可以去农场。相关部门制定了针对家畜的保险政策。例如，每头猪的死亡保险，保金为25元新台币，按照体重比例会有不同的保额。农场中猪一次或者连续死亡率达到5％即可上报，在未验明的情况下立刻屠宰并支付补偿。金门县的五个乡镇，都配备兽医，发现异常情况，兽医立刻去查验，如果结果呈阳性，则严格按照“消毒——包裹——运送（至防疫所）——焚烧”这一流程进行操作。本次应对非洲猪瘟，金门县政府专门购置了大型的移动焚烧炉（类似于移动货柜的样子，一次可以焚烧三到五吨的量），以规避在运送途中造成的污染。笔者曾在中国大陆的西北乡村地区做过长期田野调查，期间也遇到过家畜病死的案例。曾经有一户农家在发现猪生病后，将病猪运至山谷旁将其推下。相应的，海滨地区，则选择将病猪推进海里。因为没有公共部门进行协助处理病猪，所以擅自抛弃病猪；因为补偿措施的缺席，甚至有农户选择瞒报或者谎报疫情，这都为猪瘟的扩散埋下隐患。
而针对2019年的非洲猪瘟疫情，除了严格禁止由外带来肉制品之外，对其他食物的准入条件也变得非常苛刻。如月饼也成为了违禁物品，因为制作月饼可能用到得猪油也可能还有潜在的病毒。钟科长介绍道：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却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传播点——厨余。事实上，曾经在西班牙发生的口蹄疫，就是由飞机上的空乘人员带去的厨余所感染引发的。因此，金门县政府开始的一项新的垃圾处理政策：2019年1月10号之后，金门取消厨余喂养猪，全部改有饲料喂养。文处长解释说，因为金门的厨余量是16吨（每月），而金门环保局的处理能力是20吨，处理方式时焚烧。所以可以消化，但是台湾本岛没有相应的处理能力，厨余喂猪则大大缓解了本岛的垃圾处理压力。
此外，根据文处长所提供的一组数据：金门的猪需求量为年2万头，平均一月1200头，50头左右一天，小金门（烈屿）大概5～6头每天。在调研期间，笔者专门走访了金城镇中心的“东门菜市场”，发现肉类的采购销售并未受到影响。一位摊主告诉笔者：“快过年了，最近的生意比平日还要好。乡亲们要准备年菜，也要准备‘三牲’（猪／鸡／鱼）去拜拜啊。”
防疫：港务？内务？夹缝中的金门人
针对海漂垃圾和海漂猪的问题，笔者还走访了金门港务局的相关负责人。据港务局介绍，以上问题属于海巡署和岸巡署的业务。港务局表示：“金门离大陆太近了，在92年刚解严初期，金厦两地走私非常多，因为当时海巡署还未成立，有空档期，很多渔船开到金门岸边，直接岸边交易，渔船采买。冬天的时候他们都买大陆的羊肉用来进补，我们中国人都讲究冬季进补嘛，可是金门的羊肉少又贵……虽然现在有了相关执法部门，但无论从地理位置而言，还是与大陆密切的人文交流，防疫工作无法通过金门一方的努力来完成，这必须要大陆的配合与支持。”
针对这一问题，县长杨镇浯曾经在脸书上发表相关讯息，即试图与大陆相关部门沟通，共同建立两岸防疫信息平台，加强金门与厦（门）漳（州）泉（州）等沿岸城市的沟通和信息共享，共同合作应对危机。
在以上的数段访谈之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点：就是所有受访者在谈及“民族性”，“习惯”的时候都无可避免的用“我们中国人”这种方式表述。对此，金门的很多乡亲都表示过：打断骨头连着筋，我们太近了，即便政策上有很多约束，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根本没办法真正完全隔开。
也许正因为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上与大陆天然的亲近，早前曾有民进党高层表示过：金门和马祖一直以来都是两党的弃子。国民党无需做任何努力，金马天然蓝色；而无论民进党做任何努力，两岛也无法变绿。
在金门县动植物防疫所的访问时，正巧遇到一位工作人员抱怨：金门的各种鸡鸭样本要寄去台北做检测，但是各个航空公司都不愿意承运。我表示疑惑：“金门当地难道不具备检疫能力吗？”她说：“全台湾都必须寄去台北的‘中央部门’检测，地方不具备检测权力和能力。就算跟航空公司签订切结书（免责书），航空公司也不接受。现在情况陷入焦灼——万一金门有疫情，样本去不了台北，也无法检疫出来，只能任由扩散。所以整个防疫局都很紧张。”而同期，在县长的亲民接待室，也有民众去反映：由于春节临近，要寄去台北给孙子的年菜遭到了邮局的拒绝，理由是不可寄熟食。而经查台湾地区的邮政系统是可以邮寄熟食，这是否又是本岛针对离岛的特殊对策？
在我调查金门对非洲猪瘟的疫情防控期间，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曾私下告知我：他最近才得知，自2001年开始，“行政院农委会”一直暗地里派人持续对金门市场上的猪肉的抽样检疫，然而此举并没有通知金门当地政府人员，也就是说台湾当局对金门县政府所提供的检疫结果不信任。而金门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此举令金门官员非常“寒心”。
一组二元对立
在金门对于非洲猪瘟的调研接近尾声时，曾经跟一位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的朋友讨论过彼此的研究，对方是做农业人类学的调研，所以对于非洲猪瘟的研究也亦有兴趣 。我们在电话中讲述了金门的防疫工作，和整个台湾地区的公共疫情管理，台湾对于畜牧类死亡保险之类的举措令我非常佩服，完善的保险和补偿体制杜绝了动物疫情的发展和扩散。
一头家畜，经过一年的饲养，本身就意味着一笔财富，尤其在临近春节期间，猪肉需求量会增加。在我的家乡陕南就有准备腊肠腊肉的习惯，因为最近非洲猪瘟盛行，我提醒我的家人不要去买猪肉，但是我的家人会强调：“放心，我们不在市场上买，我们都是去大山里买农户喂养的猪。”而我认为：如果是工业养殖的，至少在出售之前有统一的检疫，而私人养殖的猪却没有条件检测。我提到此，牛津的朋友说她也遇到类似的情况，友人现局北京，祖籍湖南，父亲每次回到湖南老家，都会从湖南的乡下买了“土猪肉”冷冻后连着冰块带回北京。因为在他看来，土猪肉味道好，而且天然健康。由此我想到了在中国民间普遍的想法，在农村地区人工／个体养殖的，用厨余或者庄稼喂养的，俗称“土”，土鸡蛋，土蜂蜜，土猪肉，土鸡等等，被认为是好的，健康，美味的。与此相对的，工业／集体养殖的，用饲料喂养的，即被认为是不好的，不健康的，不美味的。
然而，土的／家养的食用动植物所代表的美味和健康却并非人们对于食物的最高追求，因为还存在着人们对于食物更高一级别的追求——野味，即野生的动植物。因为其稀缺性，一方面满足了部分人类猎奇的心理，一方面成为一种阶级／身份的象征。然而，由于生存环境，野生动植物大都携带大量的寄生虫与病毒，对于其盲目的食用，则构成了对人类本身健康和生存的威胁，也是酿成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灾难的源头。
工业养殖 ，让动物置于极端的生存环境中；而扑杀食用野生动物，导致动物携带病毒感染人类。两者都属于人类不恰当的处理了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而导致的灾难。自工业革命以降，科技不断进步发展，对于自然的征服，对于环境的改造，赋予了人类虚妄而盲目的自信，而动物感染人的瘟疫，却将这份信心轻易的击溃。
关于“瘟疫”这一概念的思考：政治的边界与物种的边界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与Frédéric Keck在其研究中指出：
在中国古代的史料中，华南一代常常被描述为布满了瘴气的地方，因而盛行各种祛瘟驱鬼的迎神活动；而瘟疫的出现，则往往与环境的改变相关，尤其与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文章写作的过程中，笔者专门思考过关于“瘟疫”在法语和英语中表达：Pandemic/ Pandémie, Epidemic/ pidemie 都译作瘟疫，指可感染人的，区别是前者比后者的感染规模更大， 而动物流行病（不感染人的）则是Epizotic／pizootie, 人畜共患病是Zoonosis /Zoonose。需要再次强调，笔者并非医学专业，也不是研究疾病的人类学者。 而在中文之中，却不加区分的一律使用“瘟疫”指代。比如本次新冠病毒所引发的疫情／(动物感染人)，2019年的非洲猪瘟（只在动物之间传播），霍乱（因误食不洁的食物和水而引起，只在人和人之间传播）。
因此我们不禁发问：在中文世界中，或者中华文明的框架下，“人”和“动物”的区分不同于西方？原本在道教之中，也有“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说法，而佛教也有六道轮回的体系？不同于西方文明中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代表着中华文明的佛教和道教更强调“共生”与“轮回”的概念，这是一种超越了西方文明的二元对立，但是“共生”与“轮回”却不意味着对于边界的忽视。边界就是用以划分两个看似不相容的然而事实上互相需要的世界，如同金门人需要泉州的供水，而物种之间彼此需要从而达到生态的平衡。边界，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对立，而是强调着禁忌。不同的物种之间则存在着乱伦的禁忌和饮食的禁忌。
边界，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对立，而是强调着禁忌。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玛格丽特·杜拉斯（Mary Douglas）也强调了“边界”和“分类”的重要性，她认为物体本身洁净与否很多时候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于其所处的位置：
如果把关于污秽的观念中的病源学和卫生学因素去掉，我们就会得到对于污秽的古老定义，即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matter out of place）.
蝙蝠和果子狸，作为野生动物，本身并不代表着危险，但是当它作为食物出现在饭桌上，则是人们跨越了物种的“边界”，在危险的边缘试探。一如冷战年代，那些试图跨越海防线的人们。
艾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m)认为，巫术中的仪式即是原始卫生学的一种形式：
巫师们提议分开放置那些事物…那些行之有效的警句，正是卫生学和医药禁令的最初形式。
如果说，对于“边界”的遵守，是出于人本身的安全考虑，那么对于动物，或其他非人类的敬畏，或许并不是一种迷信的态度，而是对人与“非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恰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