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猪肉生产大国，但并非强国。整个产业呈大群体、小规模、低效率、重污染的形态，而且又很难获取税收，这让很多地方都把养猪当作是令人头疼的事情，不愿意推动行业扩大和发展，更愿意选择花钱买猪肉。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甚之。
如今，在经历了一场惨烈的非瘟疫情之后，猪价一路飙涨，史上未有的最大一轮猪周期正在形成。消费者只能吃高价肉,很多养猪人却面临巨亏，地方政府
则必须面对保供给的巨大压力。很显然，此轮猪周期将改变中国猪业格局。这促使我们对中国未来理想的猪肉生产和供应模式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思考和探索。
一、为什么会有猪周期？
所谓的猪周期，其实就是供需之间矛盾带来的起伏和轮回。当养殖量大了，供应量远远超过消费量，猪价就会暴跌，导致养猪出现亏损，养猪场开始去产能；而当过度去产能后，又导致供应紧缺，猪价暴涨，进入新一轮的产能扩张期。如此周而复始，我国先后出现了4次猪周期。这次，是猪周期的上升阶段，而且因为严重短缺，猪价暂时看不到顶。
为什么供需之间会有大起大落，从而造成一轮又一轮的猪周期呢？
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猪周期都疫情有关。大的如非瘟和蓝耳病（高热病），小的如PED（流行性腹泻）。这些疫病都曾带来大量的产能下降，进而导致供应不足、猪价上涨。然后是疫情缓解，产能迅速恢复，导致新一轮的过剩。
中国是世界上疫病最复杂的养猪国之一，很多疫病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消失，在中国却泛滥。如蓝耳病进入中国超过10年，至今仍是困扰我国养猪业的重大疫病，挥之不去。
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复杂养猪国的原因多样，但生物安全防控意识及能力的严重低下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正因此，当非瘟疫情袭扰我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猪场都暴露出了生物安全的防控水平。
当然，中国巨大的散小养猪群体受资金实力限制和知识获取不够系统的影响，在生物安全防控方面有很多问题，更多的是靠责任感弥补不足。但同样，在这次非瘟疫情面前，大型猪场乃至集团企业虽然有硬件的支撑，也同样暴露出巨大的问题。这反映了我国猪业整体生物安全防控能力的严重不足。包括硬件和软件。
硬件是指能够提供较高安全等级的猪舍和设施；软件是指系统有效的方法。只有两者科学的结合才能有效地应对生物安全威胁。一旦非瘟这样的强病毒出现，就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我个人认为，在这样一个疫病复杂的大环境下，中国养猪业对于生物安全防控，无论软硬件都应当大大提升。否则，一旦有新的烈性病毒出现，就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2、缺乏计划性
很难想象，一个年需求7亿头猪、5000万吨猪肉的国家缺乏计划性所带来的巨大风险。除重大疫情造成的猪周期外，缺乏计划性是另一个导致猪周期的主要原因。
现在，究竟有多少猪场？存栏多少头猪？能繁母猪有多少？根本没人、没机构能说得清，甚至，每年7亿头的出栏量都是猜测，更别说做好计划性了。笔者认为，既然是“猪粮安天下”，对于猪肉的生产和贸易就应当做好计划。如中国的粮食，为什么会设定十八亿亩基本农田的红线？这其实是中国粮食保供给的底线，在这个基础上，粮食的进口只是拾遗补缺。
这一次，市场上严重缺肉导致各地抢肉，乃至广东某市对本省调入的生猪每头补贴100元，省外调进的补贴200元。为什么一块猪肉牵动了最高领导人的心？为什么国务院一再召开专题会议？为何七部委会短期内出台鼓励“稳生产、保供给”的十七条？因为，猪肉的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到市民生活，影响到了国计民生。一句话：猪肉是特殊商品！很多商品具有事关国计民生的特殊性，如粮食、石油、电力、猪肉。对于这些特殊商品，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这只手，对于特殊商品必须有相应的计划性。
二、发达国家有没有猪周期？
有人把中国的猪周期归咎于散小养猪户太多，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虽然，散小养猪户数量多，不便于管理，但他们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和巨大的贡献。在缺肉的时候，他们能够迅速地补上，而且，解决了大量的社会就业。绝对不能一竿子打死他们，而是要积极引导、给予支持、鼓励转型升级，加强生物安全防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笔者认为，很多发达国家也曾经有猪周期，只是现在越来越不明显，波动越来越小，如今，几乎消除了猪周期，这和以下几点有关：
1、发达国家的硬件平均水平远高于中国，生物安全防控能力强、生产效率更高。关于这一点，笔者曾访问过德国、法国、美国、荷兰的一些猪场，的确他们的生物安全意识很强，形成了系统，执行也很到位。
2、发达国家的协会、合作社等组织具有很强的组织性、计划性和协调性。这些组织架起了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发挥了巨大的价值。
以世界最发达的猪肉生产国之一丹麦为例：全国几乎所有猪农都加入了一个叫“丹麦皇冠合作社”的组织，从种猪研发、繁育、到饲料、兽医服务、屠宰、流通等环节的企业，都是合作社的成员或合作社自办。所以，丹麦不但国内供应稳定，还把大部分猪肉出口到欧盟其它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甚至已经进入中国。应该说，丹麦通过合作社这个机制实现了生产的计划性和协调性，发挥了巨大的价值。
如美国的大豆出口协会，在大豆产业上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三、解决猪周期需要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的意义在于其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和高效率，避免重复和浪费，具有一劳永逸的战略意义。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和发展来看，虽然它们工业和服务业发达，但它们依然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从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等发达国家的养猪业来分析，养猪不但不是鸡肋，而且成为既满足民生且能创造较高经济效益和外汇收入的产业。
历经四次猪周期，每次都给政府带来了难题，也给养猪业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虽然，本次由农业部牵头，七部委出台了十七条“稳生产、保供给”的有力措施，但仍然只能解决短期内的供给问题。在高猪价的诱惑下，低质量的产能扩张，必定会带来下一轮更残酷的猪周期。只有对销区（消费需求地）通过科学的、长远的、系统的顶层设计，建设能够稳定满足当地相当比例消费需求的养猪基地，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菜篮子难题。
科学及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应能解决以下六大难题：
2、能否解决稳定生产和供给基本平衡的问题；
3、能否解决猪肉食品安全可追溯的问题；
4、能否大量解决城市周边土地稀缺的问题；
5、能否解决现有猪农利益和转型升级的问题；
6、能否彻底解决污染（包括空气污染）的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以上六大难题，只是简单的为了解决当下保供给的问题，鼓励大家一哄而上的复产，当供给问题解决了，又会有环保问题、清理散户带来的民生问题等等，如此周而复始，既会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问题，问题也会长期困扰管理者。所以，以此次国家鼓励“稳生产、保供给”为契机，实现中国猪业的转型升级，需从顶层设计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