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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死猪
2013年3月7日，上海黄浦江源源不断漂下无数头死猪。浮肿腐烂的尸体，弥漫四方的恶臭，令人闻之色变。到了月底，已经累计打捞上来1万多具尸体。
死猪身上检测出猪圆环病毒，显然是因瘟病致死，再被人弃入河中。
死猪的耳标将调查指向了浙江嘉兴。
怎么发挥毗邻上海、杭州的区位优势？这个问题嘉兴思考了很多年。其中一个结论是：养猪。
猪肉是刚需，有上海和杭州的庞大的消费市场做保障，嘉兴人民浩浩荡荡地投入到这一场养猪致富的运动中来。5年内，嘉兴生猪数量火箭般上升，到了2012年，嘉兴生猪存栏700万头，保有全浙江1/5的猪，是“供港”、“供沪”的猪肉基地。
嘉兴新丰镇竹林村还一度被称作“华东养猪第一村”，家家户户要么主业养猪，要么兼职养猪，气氛热火朝天，但气味却感人肺腑。除了臭，更大的隐患在于，猪的排泄物是水污染的重要源头。而越是高密度的养猪，一旦猪瘟来袭，越是伤亡惨重。
滚滚黄浦江东逝水。随着万头死猪浮上黄浦江的水面，曾经“为大城市供肉，给自己家修楼”的正面宣传，在一夜之间，成了威胁健康破坏生态的反面教材。
为了防范死猪乱丢弃，国家在2011年出台过政策，对于年出栏50头以上的养殖场，每头死猪补偿80元。但“出栏50头”已经是个不小的门槛，绝大多数农村散养户根本达不到，因此被挡在补贴之外。
黄浦江事件之后，嘉兴也出台过政策，上交死亡牲畜补贴5-30元。可是区区5-30元，相对于农户的损失，只是杯水车薪，完全提不起积极性，还不如一丢了之。
黄浦江是上海水源，事关千万人饮水大计，一想到自己在用死猪的洗澡水洗菜烧饭，就令人汗毛直竖。就这样，农村畜禽养殖污染问题被推向前台。
史上最严畜牧业环保政策相继出台。但是正如很多你在中国观察到的事情，好意的出发点，往往在执行中逐渐扭曲，最终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比如，各地纷纷划出针对生猪的“禁养区”，甚至一刀切的“无畜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锋教授就在调研中发现，沿海某城市相对边缘地区有一个达到较高环保标准的全国标准化生猪养殖基地，是年出栏量4万多头的大型养猪场，但是就因为所在行政区被规划定位为所属城市“后花园”而被强行关闭。个别地方，不恰当地以香港作为比照对象，认为“不用养猪，只要有钱，不愁买不到猪肉”。
再比如，俗称的“南猪北养”——为了保护南方水网，限制南方养猪，鼓励北方养猪（猪饲料主要成分是玉米、豆粕，多由北方种植）。但是在执行中，减少养猪很容易，把猪场一关就行了，而增加养猪很困难，需要设计融资、用地批复、开工建设、引进能繁母猪、配种生育……
过往皆是序章，七年之后，养猪不易的体会以一种更诙谐更解构的方式注入我们的生活。
02 无情的猪周期
猪，占中国人肉类消费的七成。每年，我们以占世界20%的人口，吃掉全世界50%的猪肉。
这是一个即稳定又巨大的万亿市场。
然而，中国的猪肉市场有着严重的周期属性。以3-4年为单位，猪价会完成一个明显的涨跌周期。
猪肉的消费端异常稳定，所以猪价大涨大跌的原因在于生产端。通俗地说，猪肉生产者和可爱的A股韭菜一样，也喜欢追涨杀跌。猪肉价格上升，齐齐增加产能，（猪猪从配种到长成出栏，约10个月），增加的产能集中上市，迅速推高猪肉供给，再导致猪肉价格下跌，农户亏损，破产退出。
中国猪肉的生产端，小猪场和农村散户占了绝大多数。农业农村部的数据，全国目前有2600万个养猪场户，其中500头以下的中小场户占比99%，生产了全国50%的猪肉。
最容易被价格涨跌淘汰的就是这类小猪场和养猪散户。除了难以抗衡的价格周期，粗放型农户养猪模式的弊端还在于——饲料营养不科学（往往是家里的剩饭给猪吃）、农村污染（猪舍臭气熏天，猪排泄物不加处理会污染水源）、抗疫情能力极差（疫苗、医疗和疾控能力缺失，一场疫情就把二师兄们集体送回天庭）。
当环保成为考核标准，最先被淘汰的就是农村的养猪散户。
还是以嘉兴为例，黄浦江事件后，嘉兴拆除违建猪舍1500余万平方米，仅在2013年当年，生猪存栏量就从最高峰的700多万头，压缩到年底的200万头，5年后又下降到80万头。
《西游记》中，悟空会七十二变，而猪八戒只会三十六变。但是，一个城市的养猪量在5年间冲上云霄，又在5年后坠下凡尘，这大起大落也是空前绝后。
只不过，在数字之外，曾经响应号召运动式学会养猪的他们，又突然被运动式的告知需要改个生计，从此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03 规模养猪
1607年，航海冒险家华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将猪带到北美殖民地，这些半野性的后裔在新英格兰闯了不少祸。在曼哈顿岛，人们不得不在殖民地北部边界建一道围墙（Wall），以控制这群闲逛的猪。后来，这里因为墙得名华尔街（Wall Street），是如今全世界资本游戏的中心。
这也是猪和资本，冥冥之中的联系。
当年王健林提企业扶贫，选中了贵州丹寨。首富想到的第一招就是养猪。但是调研无数次，运筹一年多，最终把方案否了。丹寨为了把事情搞大还发了公函，原来为了配合中国首富，这个贫困县早已迅速行动起来，为养猪等项目投入了1亿多元，而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区区1.3亿元，
后来一段王健林解释的视频被引为经典，“盖个十万头猪的猪场要几个亿，我们盖个五星级酒店才多少钱？”
养猪确实不容易，投入大，风险大。
由于存在大量的现金交易，农业股一直是财务造假的重灾区。往远了说，曾经的“农业第一股”蓝田股份，直接成了财务造假的代名词；往近了说，獐子岛的扇贝每过几年就会突然“消失”一下；再近一点，2018年所有养猪企业都因为肉价喜笑颜开，但是“养猪第一股”的雏鹰股份却因为前期的造假黯然退市。
金融圈有句话，农林牧渔不出牛股。老百姓说的更通俗，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猪猪那么可爱，但是资本从来不和猪谈恋爱。在倔强的猪周期里，谁都不能幸免，上市的养猪企业基本是一年大赚，一年大赔，平平淡淡才是真。
如今这一魔咒，似乎要被打破了。在一场超级猪周期里。
图：22个省市猪肉平均价，单位：元/公斤
除了2013年开始的环保政策，2018年一场非洲猪瘟悄然席卷中国，管理粗放的小规模猪场首当其冲，生猪成片的集体暴毙，成场的全体掩埋。生猪供应出现断崖式下跌，猪肉的售价应声冲天。
2020年，疫情倒逼数字经济增长，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全部全部涨疯了。但是在最新的中国富豪榜上，上升幅度最惊人的却是一个养猪的，秦英林。他的牧原股份，从2019年年开始算，已经翻了4倍。
新世纪的20年，中国最赚钱的行业就是地产和互联网。有趣的是，无论恒大、碧桂园、万科，还有阿里、京东、网易，全都说自己要养猪。这当中，有人为了蹭“做实业”的美名，有人盯着“农村土地”，个人有个人的算盘。
丁磊31岁当了中国首富。功成名就以后，丁磊折腾动静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养猪”，网易被亲切地称作“猪场”。主线模糊、业务低迷、对员工薄情抠门这些负面在丁老板养猪的戏谑中显得可爱了不少。不过，养猪十年，千呼万唤始出来，出栏数量少得可怜。
今年，名不见经传的秦英林身价不仅超过了丁磊，而且是前首富王健林的2.5倍，小米雷军的3倍。
秦英林自小养猪，一次疫情，20头猪死了19头。年轻人的秦英林应该能明白，如果只当一个养猪散户，命运就是如此残酷和无奈。人生不要追随死去的那十九头，而一定要当活下来的那一头。
中国落后的猪肉生产方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怎么改？技术上有了两个流派。第一是“公司+农户”模式，第二是自繁自养模式。
新希望是“公司+农户”模式的拥趸，刘永好早年做猪饲料发家，现在是蚂蚁金服和民生银行的重要股东。“公司+农户”模式，类似互联网里的开放平台，公司把小猪交给农户养，再提供饲料和技术支持，待小猪长大成猪，再由公司负责销售。
秦英林的牧原股份是自繁自养的典型，这模式类似互联网里的京东，简单来说，就是养猪的每样事（配种、疫苗、饲料、销售等全部环节）都自己干。非常重资产，本来不被看好。谁想到一场非洲猪瘟，养猪同行损失惨重，养猪散户倾家荡产，但是，牧原模式作为一个封闭系统，由于把每个环节都抓在自己手里，反而是对抗瘟疫最有力的方式。
伴随猪肉价格的大涨，牧原上半年净利润将近120亿。凭借55%的销售毛利率，江湖里得了一个新名字：猪中茅台。
牧原凭什么成功？别看秦老板是养猪的出身，在资本市场上却是火力全开，向银行贷款、和信托公司合资、问证券公司股权质押，真是长袖善舞。靠融资带来的火力，持续大手笔投建，牧原股份在全国的产能迅猛增长，2019年销售了1025万头，已经和多年的行业第一温氏股份相差无几（温氏是“公司+农户”模式），更是放出豪言，到今年年底形成5000万头的规模。
5000万头，对比中国一年7亿头猪的消费量，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规模。随着牧原等龙头企业不断扩产能，从此，中国猪肉可能真的要由散户时代迈向寡头时代了。
尽管，伴随牧原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
比如一家关联方牧原建筑，上半年承接了牧原股份50多亿的业务。但是经查证，这家承接50亿项目的牧原建筑缴纳社保的员工人数只有区区50人多。深交所互动易上，投资人反复就这个问题提问，上市公司都被问烦了，但是也没有披露什么更多的信息。
再比如，账上那么多现金，可是为什么资金收益率那么低。有着蓝田、獐子岛、雏鹰的前车之鉴，牧原股份暴涨的在建工程一定需要更详细的核实和追踪。
但是，时代嘛，永远向着最新的宾客。
04 他们
国内猪肉奇缺，为什么不进口呢？不是因为新冠疫情，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的饮食讲究新鲜，肉要现杀。冷冻猪肉远渡重洋，并不合市场胃口。加入WTO以来我国每年进口的猪肉微乎其微，不超过总消费的3%。
看来，人民的猪肉还是要靠人民养。不过，原来养猪这件事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现如今已经由靠背靠资本装备精良的国军挑了担子。
在资本的加持下，有没有人可以扬帆出航，穿越甚至打破一次猪周期呢？
我不相信。经济规律何曾向民意妥协过？只是，这次稍稍不同的是，当年被周期、环保、猪瘟扫出行业的人，如今看到猪价想回归，已经不大可能。
《财新》做过优秀且完整的报道，面对在猪瘟中成片倒下的猪，农户报告畜牧局，希望获得扑杀补贴。地方显然有瞒报的动力，40多天后答复，死因是蓝耳病，不是猪瘟。由于没有正式的检测证明，既得不到政府扑杀的补贴，也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付。
金融行业晴天送伞，雨天收伞。随着散户养猪成了高风险产业，银行果断断贷。临沭县排名前十的养猪户，六名上了失信人名单。（财新《生猪复养背后的金融难题》）上涨的饲料成本、薄情的金融机构、严格的环保要求、无情的行业周期，他们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图：生猪存栏、出栏同比比较，来源：wind
一边是小农被银行和保险拒之门外，一边是上市公司充分利用金融资本工具，独占猪价红利。
中国养猪业的行业集中度终于开始显著提升。2018年出栏量最大的八家上市养殖企业（温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天邦股份、中粮肉食、大北农、天康生物）生猪合计出栏4,844.78万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6.98%。2019年这八家出栏4,499.93万头，占全国生猪总出栏量的8.27%。
不妨，让我们回到商业文明的开端。15世纪之前，欧洲的农民主流是种植小麦，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自给自足。随着航海大发现，贸易逐步兴盛，前文提到的将猪带到北美的华尔特·雷利就有过名言。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英国在商业实践里逐步发现，要发挥比较优势，进口小麦，出口羊毛，才能发财。领主或买断或强制收回土地，拔掉小麦改为养羊，史称“圈地运动”。史书上评价，一方面，这是不公和暴力的“羊吃人”，无数质朴的农民失去了延续几代人的生计，另一方面，土地集中后的规模经济增加了国民产出，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走进英国的城市，为同期发生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材料。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