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和11月的内地猪肉价格接连翻番，这是56岁的陈国干以往从未见过的异常现象。面对猪价飙升，身为养猪大户的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此之前，养殖场中近五千头猪只全部病死，只有三、四百头得以幸免，且大多尚未满足出栏条件。
陈国干是江苏省盐城市有名的“教授猪农”，一场横扫中国的非洲猪瘟疫情，让他经历了养猪生涯中最为煎熬的一年，辛苦打拚十几年的心血瞬间付诸东流。
位于黄海之滨的盐城是江苏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生猪产地，当地很多农民以此为生。据官方统计，2018年，该市生猪饲养量达到1213万头，占江苏省总量的20%以上。
与其他养猪户不同，陈国干原本是盐城盐都电视大学的一位副教授，所教课程包括高等数学、经济数学、统计学原理等。2004年，他不顾家人朋友反对“下海”养猪时，一度在当地引起巨大轰动，他也因此获得“教授猪农”的称号。凭藉自身掌握的知识，陈国干在名下的八戒扩繁场率先引进现代化养猪设施和饲养新技术，养猪效率和收益均明显高于传统猪农，养殖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所有防疫措施都是一层窗户纸
2017年，陈国干倾尽多年积蓄的1000多万元(人民币，下同)，买下位于盐城大丰区的一个旧养猪场并重新改造，使之成为八戒扩繁场的新址。他原本打算在这里大显身手，谁知新猪场刚刚投产不久，突如其来的非洲猪瘟就让他的梦想趋于破灭。
“90%以上的猪都死了，今年至少亏500万元。”陈国干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悻悻然道。在接受采访时，他几乎是烟不离手，一支接一支地吸个不停，虽然衣着光鲜，但脸色有些苍白，露出明显的倦容。
今年8月份，盐城大面积爆发非洲猪瘟，八戒扩繁场虽然严防死守，最终也不幸“中招”，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大小生猪和母猪死亡殆尽，直到10月初疫情才基本得到控制。
由于疫情警报尚未解除，八戒扩繁场的猪舍仍然严禁外人入内。透过窗户望去，新建的猪舍宽敞整洁，空调、通风、消毒等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和传统养猪场脏乱的形象大相迳庭。但是大多数猪栏空空如也，幸存的生猪和母猪稀稀拉拉地散落于几个猪栏里。
对于养猪户来说，各种疫情司空见惯，但是没有哪次疫情像这轮一样恐怖。“非洲猪瘟不可防、不可治，所有的防疫措施都不过是一层‘窗户纸’，万一捅破了就是倾家荡产。”陈国干所认识的养猪户中，今年养的猪几乎全部病死90%以上，甚至全军覆没，“散户(养的猪)基本死绝，100户里面最多还有5户幸存。”
正因如此，虽然现在猪肉价格飙涨，政府也一再鼓励复产，但多数养猪户仍然处于恐慌状态，不敢轻举妄动。近期盐城当地有养猪户尝试复产，但不幸再次染上非洲猪瘟，这使得行业内的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
“在非洲猪瘟的疫苗研制出来之前，绝大多数人不敢复产。”盐城市亭湖区开泰生态养殖场老板张桂正证实了上述说法。他还补充道，即使疫苗研制出来，估计三到五年才能恢复到非洲猪瘟爆发前的养殖规模，因为好多养猪户特别是散户“吓怕了，不敢再养了。”
“还有谁敢为养猪户担保?”
成本高企也限制了养猪户复产的冲动。养猪户陈汉荣算了一笔帐，目前一头50公斤左右的母猪进价高达8000元，是去年的五倍左右，加上饲料和人工等成本，一般养到能够配种时起码需要1万元，养猪户投入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大大增加。
在此情况下，一些养猪户干脆选择退出。陈国干认识的好几位散户都准备外出打工。“人家夫妻两人出去打工，一年赚个十来万块钱还是很轻松的。何苦像养猪这样累死累活还担惊受怕，最后可能还欠一屁股债呢?”
话虽如此，陈国干自己倒是并未丧失信心，他甚至计划扩大养殖规模，但摆在眼前的一大难题是：“钱从哪里来呢?”他苦笑道，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养猪户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亲朋好友中能借的钱早就借过了，找银行贷款又需要有人提供担保，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谁敢为养猪户提供担保呢?”
虽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诸多扶持政策，鼓励养猪户复产。但陈国干表示，除每头病死猪4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贴外，他迄今没有享受过任何其他补贴或者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希望政府的扶持政策要落到实处。当务之急，就是在银行不愿为养猪户提供贷款的情况下，政府能切实加大信贷担保支持。
在陈国干看来，“至暗时刻”已经过去。他最恐慌的时候是，周围其他猪场发病而自家猪场还没爆发的时候，“那时整夜睡不着，真正爆发以后反倒好多了。”他说，现在起码能睡着了，不过每晚都要醒几次，醒来就一边吸烟，一边看电视，睏了再睡一会。
雪上加霜：险企耍赖 赔付缺斤少两
图：八戒扩繁场的现代化猪场一角
“我今年投保的猪死了1800多头，总共才拿到7万多块钱(人民币，下同)的保险金。”盐城八戒扩繁场老板陈国干对《大公报》记者透露，由于病死猪数量过多，一些承保的保险公司理赔时耍赖，甚至拒绝理赔。
据了解，八戒扩繁场原有猪只5000多头，每年缴纳的能繁母猪政策性保险和育肥猪(20公斤以上)政策性保险金额共4.8万元。一旦病死，保险公司按照能繁母猪每头1000元、每公斤育肥猪6元(100公斤封顶)赔付。
在上个保期到期之前，八戒扩繁场病死的生猪并不多，当时保险公司按照合同共赔付3万元左右。但进入新保期后，随着病死猪数量急剧增加，保险公司开始拒绝理赔。常见的理由包括，认定猪只死因并非猪瘟，而是“蓝耳病”等不再赔付范围内的疾病。
此外，赔付金额也出现“缺斤少両”的情况。陈国干表示，每当有投保的生猪病死，都会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以往都会派人上门核验和拍照取证，但是非洲猪瘟爆发后，保险公司直接让他自己拍照发送过去。“200多斤的猪只算几十斤理赔，说照片上看不出来重量，只能算这么多。”
八戒扩繁场在今次保期内，能繁母猪和育肥猪共死亡1800多头，总共获得赔付的保险金只有7万多元。即是说，平均每头病死猪只赔付了40元左右。
记者从多间保险公司了解到，目前生猪保险赔付率(赔款支出/保费收入)已达130%，而去年的赔付率水平仅为74%。若再加上20%至30%的渠道费用，生猪保险的综合成本率高达150%。这意味着，保险公司每卖出100元的保单，就要亏损50元。这也是保险公司推脱赔付的主要原因，如今猪农购买商业保险的积极性也较低。
无良商贩：病死猪肉流入市场
图：猪农若无购买保险，生猪死之后，仅能获每头40元人民币补偿
非洲猪瘟肆虐，有无良商贩从中牟利，竟干起贩卖病死猪肉的非法勾当。江苏省盐城市近期抓获两名私自收购和销售病死猪肉的不法之徒，惟数量不详的问题猪肉已流入市场。据知情人士向《大公报》记者透露，被抓获的两人分别是30多岁的柏玉军和50多岁王金根，均为盐城本地人，长期从事生猪收购、屠宰和猪肉批发生意。其中，柏玉军经营规模较大，每年的纯利润约有七八十万元(人民币，下同)。
上述二人作案手法也基本相同，即从爆发疫情的养猪场或散户那里低价收购病死猪，然后运回屠宰场私自宰杀，再经过地下渠道分销进入市场。据记者了解，猪农若无购买保险，生猪死亡后，仅能从政府获得每头4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偿，而不法商贩则以每头100多元的价格收购死猪，私自宰杀后再以低于正常生猪的价格卖给经销商。出于经济考虑，不少猪农选择隐瞒猪瘟病情，转售猪肉予不法商贩。
柏玉军的屠宰场在私自宰杀病死猪时，没有对残余物进行消毒处理，导致隔壁养殖场爆发猪瘟，生猪大量死亡，养殖场老板愤而举报。监管部门随即对柏玉军的屠宰场和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发现冷库中还有十几头尚未屠宰的病死猪，随即将其抓捕。而王金根的案发原因不详。
一位曾在肉联厂工作过的人士向记者表示，新鲜的病死猪肉和正常猪肉在外观上有明显区别，对于有经验的消费者来说，比较容易识别。因此，不法商贩一般会把病死猪肉进行加工处理，制作成各种熟食，例如肉丸、火腿肠等。
前述知情人士又指，柏玉军和王金根案发前一直收购和销售病死猪肉，恐怕已有相当数量的病死猪肉流入市场。两人被抓后，目前被关押在盐城当地看守所等待审判。
经营艰辛：肉价贵贱均难赚钱
图：陈汉荣的养猪场只剩下20多头生猪，大多数猪栏空空如也
“我养了20多年猪，从来没像今年这样倒霉。”57岁的陈汉荣在盐城市亭湖区青墩镇租用一家养猪场，原本养殖80头母猪和800多头生猪。今年8月，80头母猪在一个月内全部死光，生猪也陆续死亡400头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达150万元左右。
由于担心疫情扩大，陈汉荣不得不忍痛以每斤6元多的低价，将尚未染病的生猪贱卖出去。“高了也没人要，当时到处都发猪瘟，大家都很恐慌。”
到了10月，猪肉价格开始暴涨，陈汉荣判断猪肉价格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位，因此打算复产，以挽回部分损失。他用剩余的一点资金买了30头母猪回来试养，预计下个月即可配种。
和陈汉荣同龄的张桂正在亭湖区便仓镇经营开泰生态养殖场，今年共养了1500多头猪，但9月份不幸遭遇猪瘟，陆续死掉500多头猪。
在此情况下，张桂正采取“精准拔牙”措施，即对疑似染上非洲猪瘟的病猪迅速隔离甚至捕杀，同时加大消毒力度和防范措施，终于在10月初成功控制疫情。
较为幸运的是，张桂正并没有贱卖未染病生猪，而是等到了肉价暴涨之时。“现在一头黑猪能赚三四千元，相当于去年20头的利润，白猪每头也能赚两三千元。”他坦言，目前已经卖掉600多头肥猪，预计年前还有80头左右能出栏，由此可以抵销死亡500多头猪带来的损失，甚至还略有盈余。
张桂正表示，去年猪肉价格低迷，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养猪户都出现亏损。他并感叹道，养猪户的艰辛不是外人所能理解，对于多数养猪户来说，“肉价低时赚不到钱，肉价高时还是赚不到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