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猪瘟的推动下，猪肉价格先跌后涨，现在已经进入上涨时段。在此背景下，几乎所有券商都发布研究报告，预判猪肉价格的进一步走势，情况大致如下：本轮猪价高点将超上一轮，价格高点将在2020年，预计达到25元/千克；2019年4个季度的生猪均价预计为12.5元/千克、15元/千克、17元/千克、18元/千克，年内最高点可能接近20元/千克。很自然的联系是：猪肉价格上涨是否将推高中国CPI？据券商分析，如果上述价格成真，今年二季度CPI将升至2.5%—3.0%的区间。
如果CPI真能升至2.5%—3.0%水平，自然会让人提出疑问：货币政策是否因此而走向紧缩？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情况。2008年猪肉价格暴涨，央行多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趋向偏紧。当时甚至有一种调侃的说法：中国CPI猪说了算。
猪肉价格上涨是否应当以加息应对？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紧缩货币是否可以抑制人们吃猪肉？理论上说，货币政策是需求政策，而且是总需求政策。首先，紧缩货币的目的是抑制需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试图以紧缩货币的方法应对猪肉价格上涨，那一定要有“紧缩货币导致国人少吃猪肉”的效果，猪肉吃得少了，需求降低了，猪肉价格自然回落。
但是，紧缩货币导致国人少吃猪肉？这个结论未免太荒唐了吧？如果我们大家都认为这很荒唐，那我们就别犯这等“小儿科错误”。
还有一个角度可以说明“因为猪肉价格上涨过快而带动CPI上涨过猛，因为CPI上涨过猛而必须紧缩货币”——这个逻辑是错误的，那就是“货币政策是总需求政策”，请注意这个“总”字。什么意思？理论上说，所谓“总需求”政策指的是货币政策关乎经济的方方面面，宽松也好紧缩也罢，都将影响经济全局。所以，因为猪肉价格上涨过快而紧缩货币，那相当于“为了抑制猪肉价格而让经济全部陪绑”，如果再结合前面“紧缩货币不可能让国人少吃猪肉”的判断，那如此紧缩货币的结果会是什么？
不能犯“猪得病让全部工业生产吃药”的低级错误。
实际上，物价上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长期以来，我坚决反对“简单将物价上涨(CPI上涨)称做通货膨胀”，因为物价上涨原因很多，绝不单纯是货币因素。
不错，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是货币问题。但从来都没人说过：物价上涨无论如何都是货币问题。因为“物价上涨无论如何都是货币问题”显然是伪命题，反例比比皆是。这次猪瘟导致猪肉价格上涨带动CPI上涨，是供给问题，不是通货问题，只能通过增加供给抑制价格。
同时，我们也想敬告证券公司的分析师们，物价问题，尤其是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价问题，说话悠着点，千万不要危言耸听。而且，对于CPI和货币政策的关系问题，也需要谨言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