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太基兽医服务的乔·康纳博士（Joe Connor, DVM）认为维持良好的生物安全一直是推进猪场健康、福利和生产力的关键，但是非洲猪瘟（ASF）的威胁提高了对生物安全的要求，让兽医和生产者对生物安全有了更广泛的认识。
他告诉Pig Health Today：“10到20年前，我们的风险主要来自动物或精子运动。”
“随着此行业的全球化，风险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移动很多产品（饲料成分、维生素和微量矿物质）和纺织品。现在我们需要在它们进入生产系统之前对其安全性进行监测。”
从2013年开始，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爆发使猪肉行业不得不考虑常见暴露方法之外的其他方法，例如人、动物和空气，并且进一步关注其他可能的风险，例如饲料和饲料成分。积极地看，相关研究项目会给出新的答案和未来发展方向。
正在执行的新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解决了相对容易控制的生物安全问题，”康纳博士说。“包括人员和物品如何进入农场、如何将生猪运出以及如何对种畜进行采样与分离。”
需要进行改进的领域包括屠宰场等猪采集点的交叉污染和选择性宰杀动物的移动。
他说：“我们已经确定了如何管理ASF疫区或活跃地区生产的饲料成分和纺织品。”
由于研究已经确定ASF病毒能够在跨太平洋运输之后保持存活并且在饲料和液体中保持传染性，我们正在寻找新的风险缓解策略。
同时康纳博士列出了农场需要优先解决的3个问题，不仅仅针对ASF，也是为了解决目前存在的以及可能出现的疾病风险：
生物安全教育及相关方法—向猪兽医和生产者宣传生物安全及相关方法，以便帮助他们考虑对农场的影响，并且准备在建议被完善后采取缓解措施。
现场稽查—康纳博士注意到现在迦太基兽医服务的兽医对生物安全流程进行稽查的频率更高。“我们需要对农场进行监测，确保他们根据书面方案进行工作。”
劳动力流失—认识到劳动力流失对农场的影响和需求。他举例说你可能举行了会议、对生物安全方案进行了概述并且保证每个人都参与了此会议，但是在2个月之后，你可能会面对一批新的工人。康纳博士补充说：“我们正在尝试做的一件事就是将教育纳入录用后流程。”他还指出：“我们至少要触及我们认为对保护猪群具有重要意义的要点。”此外还要努力对整个团队进行教育，而不仅仅针对高级管理层。
诊断学方面的动态变化
不管人们所担忧的是ASF、新出现的疾病或尚不明确的事件，诊断学在做出快速有效回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的其他积极发展包括基于种群的诊断选项、特殊口腔液体检测以及仔猪液体检测。康纳博士提到了爱荷华州立大学和其他地方进行的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改变了我们进行种群抽样的方法，增加了灵敏度，同时降低了成本。”
“如果从安全角度出发，所有这些都很关键，这是我们在检测新病毒方面的优势。”他继续说，“与其他国家相比，这是我们在美国具有的重要优势。”
猪诊断实验室需要有根据情况提高诊断采样的能力，这也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之一。
康纳博士说到目前为止，猪肉行业中的每个人都需要继续参与其中。他希望生产者能够牢记他们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不要依赖兽医来解决生物安全问题，需要根据情况采用保护性措施。
他指出：“我们需要向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