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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畜牧业发展战略科学引领下，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持续深化，加速推进了生猪集约化养殖进程。但产业超载发展导致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能力与养殖规模失衡，环境污染风险加剧。因此，本文试就猪场粪污处理利用的实践成效、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提出见解。
1 主要实践成效
1.1 变废为宝理念深入人心，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我国生猪养殖业年产生粪污量达30亿t。这些粪污如果不及时无害化处理并资源化利用，将严重威胁农村生态安全与土地健康。可喜的是，在美丽乡村建设战略指引下，这些粪污通过堆肥发酵、异位床发酵、废水净化等途径，转化成了可利用的再生资源。例如，辽宁蚯蚓生物转化、江苏智能发酵系统、陕西基质栽培等示范工程，有效消除粪污露天堆积引发的环境污染，极大促进村容整洁度提升，更通过养分还田使黑土地有机质年年增长。这种“污染治理—资源再生—生态改良”的协同机制，不仅推动养殖业绿色升级，更形成人居环境改善与农业提质增效的双向赋能。再如，黑龙江粪肥还田示范区年消纳粪污200万t，带动玉米亩产提高12%；浙江沼气发电项目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15万t，形成“养殖废料—清洁能源—农田灌溉”的闭环链条。实践证明，通过政策引导与技术推广，“种养结合、变废为宝”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农业生产对化肥的依赖度正逐年降低，绿色生产体系初步建立，为乡村振兴战略输送持续生态驱动力。
1.2 建立和完善了治理体系，三级联动驱动种养结合
我国以国家省县三级协同政策创新，建成生猪粪污全链条治理体系。国家层面，以《畜牧法》为核心，已构建起覆盖畜禽粪污处理全链条的法规政策体系；省级层面围绕污染治理和循环利用两大核心，制定综合整治与有机肥补贴等专项方案；县域层面创新实践黑龙江“黑土保育还田”、山东诸城“协议消纳”等特色模式，打通种养对接“最后一公里”。同时，在三级政策联动下，我国粪污治理已然形成“准入审批—过程监管—责任追溯”的闭环制度。对新建猪场强制配套粪污处理实施设备，对已建猪场通过环保信用评级倒逼养殖场升级粪污处理工艺。通过政策的实施，全国生猪粪污综合利用率已提升至78%，万头规模场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98%，东北黑土区化肥替代率超32%，有力推动了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保护深度协同。
1.3 模式迭代实现区域适配，治理效能得到创新提升
粪污处理利用基本有三大技术路径：农牧结合生态消纳、清洁回用循环再生、环保处理达标排放。农业农村部在这三大路径基础上，又总结概括出九大基础模式框架。各地区从实际出发，结合地域特点，对这九大技术模式开展迭代创新。例如，黑龙江省将秸秆粉碎与粪污混合发酵，实现有机固废同步转化为生物质燃料与腐殖酸肥料；四川省南充市构建“猪—沼—果（菜）”立体种养循环体系，实现粪污全量还田与生态消纳；浙江省杭州市应用智慧环保系统，对畜禽粪污处理终端实施全过程监管；内蒙古自治区创新引入市场化机制，支持企业建设区域性处理中心，应用控温堆肥工艺规模化生产商品有机肥，年转化能力突破百万t级。这些技术升级既保留了基础模式的核心优势，又通过工艺改良提升了资源转化效率，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典型解决方案。
2 主要现实困境
2.1 粪肥消纳面临重重困难，技术瓶颈加剧种养脱节
在农业废弃物处理末端环节，实际应用面临多重困境。首先，农村耕地呈现碎片化分布特征，单户种植面积较小且地块分散，难以规模化消纳养殖场产生的有机肥料；其次，畜禽粪肥存在运输技术瓶颈，缺乏专业化运输车辆和储存设施，导致肥料无法及时输送到田间地头。更值得注意的是，未经科学发酵处理的生粪直接还田会释放大量热量，容易灼伤作物根系，甚至引发减产风险。
从农户使用习惯看，传统粪肥存在见效周期长、施用过程繁琐、产生异味等问题。相比之下，化肥具有速效增产、操作便捷、无气味干扰等显著优势，导致即使养殖场周边堆满有机肥，农民仍倾向选择购买化肥，这种选择差异直接造成农业生态链断裂——养殖区域粪污堆积引发环境污染，露天堆放导致蚊蝇滋生、臭气弥漫，而种植区域却持续依赖化肥投入。如此循环往复，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形成养殖与种植产业脱节、物质能量循环受阻的农牧系统失衡局面。
2.2 机制扭曲引致治污悬浮，利益梗阻导致运行失能
当前我国畜禽粪污治理存在多重梗阻，其根源在于市场规律与生态保护失衡。从经营主体层面看，规模化养殖企业在市场价格波动周期中呈现明显的环保投入波动性：当生猪、禽类等产品处于价格高位时，企业基于持续盈利预期尚能维持治污设施运行；但当遭遇饲料成本上涨、疫病风险或市场供需失衡导致经营亏损时，多数企业会选择关停粪污处理设备以压缩成本，形成“盈利即治污、亏损即直排”的投机模式。对于中小养殖场户而言，受制于防疫条件审查不达标、环评手续缺失等合规性障碍，既无法享受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的财政补贴，又因单场年均利润较低的经营现状，无力承担动辄几十万元起步的固液分离设备购置费用。更为严峻的是，即便在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下建成沼气工程、发酵床等处理设施的生产主体，面对每t粪污处理成本超出违规排放罚款几倍的经济账，普遍采取“检查时开机、巡查后停机”的应付策略，甚至通过埋设暗管、夜间偷排等违法手段转嫁环保成本。这种“建设投入打水漂、日常运维成负担”的治理悖论，导致环保设施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养殖污染治理陷入“投入越多负担越重”的恶性循环。
2.3 政策失衡困锁粪污治理，融资断流制约粪肥还田
当前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虽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政策执行与资金保障环节仍存在多重阻滞。在区域布局层面，整县推进机制显现结构性失衡，政策红利过度集中于养殖大县，而中小养殖县，既缺乏专项资金配额又面临配套投入断档，导致治污工程难以全域覆盖。在扶持政策兑现方面，《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明确的有机肥购置补贴实施细则至今未全面落地，除一些试点省份外，全国多数市县仍维持“重化肥补贴、轻有机肥激励”的传统政策惯性，直接影响粪肥还田的经济可行性。更深层次的困境在于，社会资本参与治污项目的积极性不足。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畜禽粪污处理领域PPP项目签约率不足环保产业整体水平的三成，且普遍存在政府保底承诺缺失、收益回报周期过长等制度缺陷，致使因缺少大量资金的市场化融资需求难以满足。这种政策落地偏差与融资渠道梗阻并存的现状，严重制约着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向纵深发展。
3 主要优化策略
3.1 加大治污政策赋能力度，完善资源投资激励机制
我国需实施差异化政策支持，将畜禽粪污处理设施纳入农业用地管理，对有机肥企业执行农业电价并给予补贴，对资源化设备购置实行所得税“减免”。通过政策协同，可明显降低养殖治污成本、减少化肥用量，提升粪肥商品化率。设立省级专项基金，培育一批年处理万t级龙头企业，在粮食主产区布局沼渣沼液交易中心，对远距离运输粪肥予以资金补贴。推广“治污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股权合作模式，建设县乡村三级收储运网络，实现粪污收集率超过九成。建立阶梯补贴机制，对达标县市按处理量追加一定资金奖励，对万t级有机肥项目提供年期利率下浮的绿色信贷，并将碳减排量纳入碳交易体系，构建“前端收集—中端处理—末端应用”全链条闭环，形成政策与市场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3.2 切实加强技术创新突破，建立差异技术适配机制
建议系统整合固液分离、高温发酵、生物转化等九大类成熟技术，融合生物工程与数字化手段，提升粪污综合处理效率。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养殖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重点研发日处理强大的智能翻抛机、移动式粪污干湿分离车等低成本装备，同步突破现有抗生素降解率、沼液浓缩养分损失率等关键技术瓶颈。针对东北寒区低温环境，构建包含地埋式发酵罐保温层设计、耐低温菌剂制备工艺的标准化技术包，形成含温度梯度控制、处理周期测算等多项参数的模块化操作指南。
在实施路径上，建立差异化技术适配机制：对种养平衡区，推广“固肥抛撒、液肥灌施”全量还田模式，配套研发变量施肥机与土壤墒情联动系统；针对土地超载区，布局年产上万t的有机肥加工站及日产气上百m3的沼气工程集群，配置余热回收装置实现能源高转化率。通过“技术研发—设备配套—模式适配”三级推进机制，构建覆盖黑土、沙土、草甸土等典型土壤的多套治理方案，精准匹配区域生态承载力与产业特征，形成“技术—场景—政策”三位一体的标准化推广体系。
3.3 构建市场运作联动机制，保障粪肥营销渠道畅通
遵循市场化运作规律，应构建粪污处理产业链协作网络，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保障机制强化“生产—销售—应用”环节联动。鼓励养殖主体与有机肥企业主动对接国家土壤改良政策，加速市场布局。直销模式可直供种植户，压缩流通成本并实时获取用肥反馈；分销模式则借助经销商网络扩大宣传覆盖面，培育用户使用习惯。两种路径均能有效提升有机肥覆盖率，通过减少化肥依赖实现耕地质量改善，最终形成“企业增效—土壤增肥—农业增绿”的良性循环。建议同步建立质量追溯与风险补偿机制，预防供需失衡引发的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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