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进入下半场，喜忧参半。全国的产能开始逐渐恢复，给“保供”迫切的各地都打了一剂强心针。最新的一次农业农村部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说，力争明年底基本恢复到常年80％左右的水平。与此前相比，这次有了一个更具体的数字。但非洲猪瘟恐慌仍没有消散。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生猪生产都要在猪瘟下突围。
小散户加速退场
传统养猪人喜欢用泔水喂猪，因为便宜、有营养，而且泔水猪比饲料猪的肉口感好，有弹性。但从去年非洲猪瘟在我国发生以来，这种传统的养猪方式遇到了挑战。研究表明，在中国发生的前21起非洲猪瘟疫情中，有62％的疫情与饲喂餐厨剩余物有关。因此，国家三令五申要禁“泔水猪”。一起受影响的还有用泔水喂猪的主体——中小散户。
国家虽然没有明确对中小散户发出禁令，但从接连几个出台的政策看，至少不像对规模化大场一样态度积极。
2018年10 月 29 日，农业农村部开始从上到下力推“两场”保护，也就是规模化猪场和种猪场。所谓“保护”，其实是清退“两场”周边3公里内的中小散户，目的是在大场周边构建生物安全屏障，抵御猪瘟疫情。
被劝退的散户有些排斥，更多的是借驴下坡，收下政府的钱迅速从养猪业里抽身。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总畜牧师彭英林参与了湖南的“两场”保护行动。他告诉记者，散户大多数比较配合，因为他们早就惶惶终日，正好不再趟这个浑水。
非洲猪瘟来袭，最先倒下的也是这些中小散户。他们大多用泔水喂养、卫生条件差，也没有足够的钱来建生物安全设施。但和几百头、几千头的规模场比，散户至少不是重资产，把家养的几十头或最多两三百头猪抛售后，可以迅速变现，提前脱身。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轮疫情都加速了中小散户的退场，也加速了整个养猪业的洗牌。
规模化程度将大幅增加
中国生猪产业规模养殖比不断提升。官方数据显示，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户从2007年的31.7％上升到2018年的49.1％。近期提出的一个目标是：到2022年，养殖规模化率要达到58％。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楚端指出，过去10年里，每年平均有500万中小散户退出，非洲猪瘟使他们退出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产业的集中度明显提升。未来，中国集团化、规模化养猪的步伐会越来越快。
散户退出后空出来的产能，迅速由规模化大场填补上来。与此同时，头部效应和两极分化开始凸显。截至今年9月底，温氏集团等10家中国养猪巨头的生猪产能合计接近400万头。也就是说，在全国所有可以诞下后代的能繁母猪中，头部企业就占了五分之一。预计到2019年底，占比将达到四分之一。
而且，头部企业在市场上抢滩占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2018年位列前10的养猪头部企业共出栏5900万头猪，占全国的8.6％。而仅在2019年前9个月，前10名企业的占比就升至10. 8％，超过了2018年全年。
不过，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王祖力认为，大型养殖企业集团正在加大扩张步伐，但本次疫情促成的产业升级，对整个市场带来的洗牌效应，在短期内还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湖南省畜牧水产事务中心主任徐旭阳分析，随着模化养殖比重逐渐增加，整个行业在猪周期冲击下的抗风险能力会总体增强。以省为单位考察，一个省的规模化养殖程度越高，受猪周期的影响就会越小。“这也是未来，我们应对猪周期的一个思路。”他说。
在国家层面，产业转型的思路也开始清晰。
2019年9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简称《意见》），提出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生猪产业的短板和问题进一步暴露，为稳定生猪生产，要大力促进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的路径是，一方面支持各地新建、改扩建规模化猪场，另一方面鼓励中小猪场与龙头企业合作，通过统一生产、统一营销、技术共享、品牌共创等方式，结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国家虽然没有明确说不再支持中小散户，但至少不支持他们单打独斗，而要抱团取暖。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浦华刚结束了一次农业农村部在河南的调研。他最深切的感受是，非洲猪瘟疫情确实给产业带来了沉重打击，但市场不是缺种猪，也不是缺猪场，而是缺养猪的信心，土地、疫病和市场波动是生猪养殖的三座大山。如何统筹兼顾，合理引导散养、规模场、一体化大型企业的发展路径，非常必要。
分区防控改变南猪北养格局
2019年2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全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一定区域化防控方案（征求意见稿）》，将全国分为北部、西北、东部、中南和西南五大防疫区。
中国地域广阔，区域间差异较大，实施分区管理，加强分类指导，可以有效防控动物疫病。这一点已被过去多年的防控实践反复证明，也是成熟的国际经验和通行的做法。
除了防疫以外，分区防控带来的一个更重大改变是：原有的“南猪北养”格局被彻底打破。此前国家正在通过优化区域布局，积极引导生猪产能向东北等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
和环境承载力接近饱和的南方相比，东北的确在发展生猪养殖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玉米饲料充足，价格便宜。其次， 地广人稀，适合发展引进大型的龙头企业。
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峰撰文指出，东北区域优势确有依据，然而政策对东北大规模扩大生猪养殖的客观不利因素估计不足。东北一些地区水资源不足制约了生猪养殖发展。而且严寒气候条件，养猪的生产设施和设备必须达到较高保温要求，因而成本较高。再如东北一些地区也存在养殖场招工困难的问题。
在2018年12月的“全国加强非洲猪瘟防控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的讲话体现出中央在顶层设计上思路的调整。
他说，“过去我们的想法是想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哪个地方适合养猪，有饲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大力发展养猪，哪个地方没有这个优势，我们就不养猪了。现在看来这个办法从经济效益上来讲，是合适的。但是从防疫上来讲，是绝对有问题的。”生猪的生产布局要做一定的调整。胡春华表示，这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是长期措施。
这也意味着，“南猪北养”格局彻底被打破，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