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牲畜粪便到作物肥料，这一被打破的农业链条需要重塑。
根据8月31日发表在《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上的一篇论文，边种植作物边饲养牲畜的中国农村家庭比例从1986年的71%急剧下降至2017年的12%，这导致越来越多的牲畜粪便得不到回收利用，既浪费资源又破坏环境。
论文题为《中国家庭层面牲畜和农作物生产脱钩》(Decoupling livestock and crop production at the household level in China)，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洁、浙江大学研究员谷保静担任文章的通讯作者。
基于针对2万多户中国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研究团队发现与仅种植作物的家庭相比，边种植作物边饲养牲畜的家庭(下简称“种养结合家庭”)使用的化肥较少。然而，三分之一的种养结合家庭产出的牲畜粪便超过了他们自家农田所需的肥料。
“你有多少地，才可以养多少猪。”谷保静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解决“养地分离”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以地定养”。此外，还应探索用高效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大型养殖场的废弃粪便进行处理。
畜牧与农田
动物制品在发达国家提供了一半以上的蛋白质来源，在发展中国家则呈现激增态势。虽然中小型农场依然在中国动物产品供应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看到随着饲养场走向大规模工业化，越来越多的小农户放弃在自家后院里养猪了。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动物产品市场，也是最大的农用化肥消费国，占到全球氮肥用量的三分之一。总的来说，国内化肥的使用效率低于50%，粪便回收率低于40%，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化肥和粪便没有变成作物的养分，而是流入环境造成空气和水污染。
因此，这项研究试图用长期数据回答几个关键问题：
1、国内农村家庭层面上饲养牲畜和种植农田的脱钩到了什么程度？
2、这种脱钩是否会造成粪便养分流失和化肥用量增加？
3、脱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如何取得新的平衡？
脱钩的发生
调查数据显示，从1986年至2017年，农村种养结合家庭比例从71%大幅下降至12%，仅耕种家庭从26%增加到57%，饲养耕畜的家庭仅占到5%。这表明，脱钩确有发生。
从地域来看，种养结合家庭的下降趋势以华北平原和东部沿海最为明显，西部和西南山区较为平缓。
种养结合消失的背后是专业化大型养殖场的兴起。1986年，牲畜饲养主要来自农村家庭；到了2010年，农村还承担着一半的牲畜字样，剩下就来自于规模化养殖场。
与此同时，种养结合家庭的牲畜饲养密度却在增加。调查期内，种养结合家庭饲养的猪从每公顷耕地9头增加到了31头。最大的饲养户一家养了5000多头猪。
然而，每公顷耕地大约只需要15头猪的粪便养分。在1986年，仅有10%的种养结合家庭养猪密度大于这一数值，到了2017年上升到27%。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种养结合家庭“供过于求”，多余的粪便虽然也会有不饲养牲畜的邻居利用，但大多要么被丢弃，要么被过度施用，最终结果都是破坏环境。
从分离到重联
论文进一步讨论了脱钩发生的原因。首先，化肥的运输成本和施用成本都更低，这导致调查期内虽然牲畜粪便产出也增加了，但只带来了更多的浪费。
此外，城市化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留下年长的群体。他们更倾向于放弃牲畜饲养和粪便回收这项需要大量劳力的工作。
“小养殖户本来是一家一户有一块地，养两头猪。这个地可能种和收的时候忙一下，平时不怎么管也可以维系，但养殖是天天消耗精力的。”谷保静说道，“结果就是小农户慢慢放弃，大型养殖场建得越来越多，但建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去考虑地的事，就会造成分离的情况。”
为了在未来重新取得牲畜与农田的平衡，谷保静提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地定养。
“就是你有多少地，才能养多少猪。比如你想建10万头的养猪场，毕竟跟周围的农民签订协议，或者自己把这些地流转过来，配套地吸纳污染物。这个方面国家正在做，很多没地的养殖场都被关了。可以说现在地和猪的匹配度正在提升，但还有差距。”他说道。
展望更遥远的未来，还有一种更优的解决途径，就是利用高效的技术手段将养殖场的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甚至像澳大利亚有些地方已经实现的那样，将粪便里的氮、磷成分提取出来，制成肥料售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