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几千年来,猪在中国的生息和文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猪与人的密切关系开始于至少8000多年以前,最初的时候猪主要是到人类的定居点附近觅食,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开始把这些猪圈养起来并逐渐驯化,把它们变成了家庭垃圾处理器和肥料生产器。早期的现代欧洲人发现,中国的猪种远远优于他们自己的猪种,于是把两者杂交培育出了适于现代化工业生产的猪种,在全世界包括中国被广泛使用。在历史上有相当长的时间,直至几十年之前,大部分的中国人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和节气才能够吃到猪肉。到如今得益于养猪的商业化和工业化,基本实现猪肉自由。
从野猪到乡村猪再到资本猪,本文由一位动物考古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发展社会学家合作完成。科学、翔实、系统地追溯了从古至今的中国养猪史,剖析了猪和人类的关系变化。难得的精品之作。
全文较长,将分成三篇刊出,此为第三:工业化。
中国猪对现代猪种的贡献
罗马人曾经培育出一种短而肥的圈养猪,与半野生觅食类型明显不同,可能与中国圈养猪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些猪随着罗马帝国及其喜爱猪肉的贵族们的消失而消失了。相比之下,养猪业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中断。到了 17 世纪,中国的猪与继续跟野猪杂交的欧洲猪相比成熟和肥壮得更快,后代也更多。由于船舶在航行中经常携带生猪食用,因此中国猪抵达欧洲并不奇怪,欧洲的农民用它们来跟本地的猪种交配。这是养猪历史的决定性时刻, Sam White (2011) 认为,如果欧洲人没有发现中国猪,欧洲猪种的肉类生产效率如此之低,以至于使欧洲可能会完全退出现代肉类产业。
图:左侧的普通公猪是英国本地家猪,右侧的文字则介绍了英国本土品种经中国品种改良后获得的巨大改善。
野猪和中国猪在成熟速度和窝产仔数方面的差异说明了后者被选择性繁育以实现快速和旺盛的繁殖。野猪在 8 到 10 个月内进入初情期,一窝能产下 4 到 8 头仔猪,而中国梅山猪在 3 个月内进入初情期,一窝能产下大约 15 头仔猪,通常每年产 2 窝。最晚不迟于 18 世纪,英国养猪户已经开始用从中国进口的猪种来培育他们自己的猪,大大提高了英国的肉类产量。这发生在农业日益商业化的背景下,大型农场为市场生产,不仅与其他养猪者竞争,而且还与其他肉类生产者竞争。改善口味当然是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猪长得更快更大可以降低成本。尽管中国猪长期以来是为了出售而饲养,但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不断竞争的特点使得英国比中国更加系统和持续性的对猪开展了实验。
直到 1700 年,英国猪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散养觅食,经常与野猪或野家猪杂交,并且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达到性成熟。在接下来的 150 年里,英国农民用体质更肥、成熟更快的中国品种培育了他们自己的品种,培育出约克郡(大白)、伯克夏、汉普郡和萨福克等品种,这些品种可以在短短 9 个月内出栏。此后,中国猪和欧洲猪的杂交一直在持续。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欧美育种者从中国进口高繁殖力猪来培育新品种,并继续试验这些猪之间的杂交。尽管现在中国本土猪种还在显示着经过几千年的分隔选育而形成的遗传多样性,但是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家猪的品种已经是这种中国和欧洲猪杂交的后代。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中国人口增长了数亿,迫使人们耕种越来越多的边际土地,并通过谨慎使用猪和人的粪便来提高生产效率。毛曾经称赞猪是“化肥工厂”,说明了猪粪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1970年代初毛会见尼克松,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时,中国政府购买了几家现代化的氮肥厂。自那时以来,中国的化学合成肥料产量呈指数级增长,这大大降低了猪粪对农业的重要性。到今天,工业化养猪的规模巨大,产生的大量粪便只能够沦为废物。
图:猪多肥多粮产高
工业化养猪在当代中国
中国人与猪关系最剧烈的变化是发生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伴随着养猪业的工业化和养猪从家庭生产到所谓的工厂化养殖的转变。这种新系统在规模、时间、投入、产出和劳动力方面都与“传统”养猪模式大相径庭。直到 1985 年,中国多达 95% 的猪肉是由小农生产的,他们每年在家养的猪少于 5 头。历史上,猪一般能活接近一年的时间,称之为“年猪”,每年过年都要宰杀,之后猪的脂肪会被储存起来,以后用来炒菜。人们还为婚礼和其他庆祝活动屠宰猪,并把猪肉用作礼物互相赠送。猪主要吃农业垃圾或者家庭厨余。
1976 年WG结束后不久,政府推出了“改革开放”计划,启动了农业部门和市场的去集体化和选择性自由化和私有化。农业生意成为投资和获利的标的,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的政策旨在发展国内畜牧业、工业化和扩大生产规模,增加肉类消费,特别是城市的肉类消费。封闭式养殖设施也被包含在推动工业化的内容之中。封闭式饲养(CAFO)是广义上的工业化养猪的核心,是战后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是在农业生态和地理上将种植和养殖分开。在 CAFO 中,成百上千的基因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动物在建筑物中一起饲养,以尽量缩短它们的寿命:由于品种和饲喂方案的科学性,CAFO 可以使猪在大约六个月出栏。喂猪都是由雇佣的工人来完成,而饲料则通常是跨大陆饲料工业的终端产品。
随着中国猪肉行业结构的转变,猪肉生产和消费猛增,改变了国内的农业和肉类消费,以及全球肉类市场和资源流动。早在 1979 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中国就帮助猪肉成为世界上生产和消费最多的肉类,超越了牛肉,并且这个数字在后来又翻了一番。在 1970 年代,地球上大约有 5 亿头猪。到了 2018 年,仅中国的农民和企业养殖的猪就达到了 7.1 亿头,这些猪生产了近 5500 万吨猪肉,占世界总数的一半。2018 年,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进口国,进口了 150 万吨,占全球猪肉贸易总额的 19%。尽管“传统”的养殖方式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但中国养猪业现在是一个现代化的、全球化的猪肉产业。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放弃养猪并迁移到城市,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了低收入的劳动力。与 20 世纪的西方一样,人们越来越多搬到城市,在那里他们与农场动物的唯一联系发生在吃它们的时候。2015 年,猪肉行业主要由中型家庭农场(每年最多出栏 500 头猪)、大型商业农场(每年出栏 500-10,000 头猪)和大型企业(每年出栏超过 10,000 头猪)组成。中国的猪肉越来越多地由农业综合企业和大规模猪场供应,尤其是在城市,肉类(和猪肉)消费量至少是农村地区的三倍。
现代猪的繁育与饲喂
中国养猪业的转型也印证了一个地区性的变化如何重塑全球系统——从猪的品种开始。中国养猪产业用的是现代猪,是有中国血统和欧洲血统的猪的“改良品种”的后代,由跨国公司或中国国内的公司从欧洲或者美国买回来的。中国以及全世界最喜欢的猪品种是杜洛克、长白、大白,简称杜长大(DLY)。与前现代中国的猪种相比,现代猪是明确地被开发出来用于工厂化的生长和繁育的。现代猪只有一个目的: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最少量的谷物和油籽饲料转化为最多的瘦肉。这只能通过精心设计的育种计划培育出瘦肉制造机器,并且配合封闭式养殖的精准饲料搭配、抗生素和环控才能实现。
现代猪正在取代中国本土猪。1960 年的全国牲畜调查确定了 100 多个本地猪品种,随后在 2000 年代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只有 88 个家猪品种。调查得出的结论是,20 年的外来品种进口导致 8 个品种灭绝,31 个濒临灭绝,85% 的本土猪品种数量下降。根据中国农业部畜牧司一位官员的说法,到 2010 年,中国生产的猪肉中有 90% 以上来自 DLY 猪和本土-外来杂交猪。越来越多的本土品种仅在专门的“精品猪”农场或国家资助且主要由私人经营的负责保护遗传多样性的保种场饲养。生态学家和动物科学家担心本土猪品种的减少是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和猪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的能力的削弱。猪肉行业专家也有同样的担忧,因为本土品种一直是现代育种计划中多产性、适应性和风味等特征的来源。
不仅是品种变了,中国猪吃的东西也在变。传统上猪吃各种植物茎叶,现代猪吃饲料,饲料中含有更多蛋白质。1970年代后期,中国的领导人开始鼓励发展制粉业,用来使用谷物和油料作物来给猪制作复合饲料。然而,在占世界 21% 的人口但只有 9% 的耕地的情况下,中国要养猪又不想使人民挨饿,就需要重新安排国际贸易、投资和资源流动,以进口大量饲料。认识到中国的大豆产量无法跟上畜牧业的大规模增长,政府在 1990 年代开始放开大豆行业,允许进口超过出口量和国内生产量的大豆。
中国长达几十年一直是全球领先的大豆出口国,到了2003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到 2014 年,其畜牧饲料行业进口了全球大豆贸易总额(7000 万吨)的近 60%。玉米进口也在增加,国家越来越多地鼓励中国农业企业在国外寻求土地、资源和市场。因此,北美和南美的大片地区现在被用来种植中国的猪饲料,加剧了南美三角洲和亚马逊南部草原的持续破坏。这种影响还延伸到海洋:2006 年,猪吃了世界上大约五分之一的鱼粉。自 2018 年以来,大豆一直是中美贸易战的关键症结所在,说明了猪和猪肉在当代政治经济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在应用全球养猪业的科技和实践的过程中,中国也不得不对付猪排泄物的问题。猪粪已经从一种有价值的肥料变成了一种主要污染物。中国猪群的大规模扩张,加上化肥非常便宜易得,导致了猪粪大爆炸。每年生产的近 50 亿吨猪粪中有一些最终流入水道,导致蓝藻爆发,并使许多家庭无法使用水,其中大多数是农村家庭。2010 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确定工业畜牧设施的粪便——主要是猪,也有鸡——是中国的第一大水污染源。政府鼓励猪肉行业合并,前提是大型现代化设施能够更好地控制污染。罚款增加和“点名制度”运动已将工业养猪生产从城市地区转移到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的环境监测往往较少。如果生猪生产商缺乏支付罚款和税款的资金,环境法规执行力度的加大迫使生猪生产商关闭或搬迁。
危机,整合和消费
从改革初期开始,政府就偏爱被称为“龙头企业”的农业综合企业引领农业发展和管理农业市场。为了换取国家的财政和政策支持,这些公司——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营的——都有打开农业市场和将农村生产者整合到农业价值链中的双重任务。龙头企业主导的垂直整合目前占中国农作物、畜牧和水产养殖产量的一半以上。猪肉是垂直整合和发展农业综合企业如何使万洲国际和中粮等中国公司与世界领先的跨国公司相提并论或超越世界领先跨国公司的一个例子。除了垂直整合,这些公司还在尝试垂直生产,高楼养猪正在中国大地不断崛起。
密闭式高密度养殖是地球上最容易传播疾病的地方,对人和猪的健康都有威胁。由于遗传多样性已经缩小到大多数中国猪属于三个 DLY 品种或其杂交品种,它们抵御疾病的能力已大大降低。工业养猪生产者正在通过抗生素和加强对工人身体和活动的监管来应对这一生物学现实。在进入猪舍之前,工人要经过消毒,穿上防护装备(保护猪,而不是工人),并经常隔离几天或几周,然后才能接触“改良品种”猪。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畜牧生产者对抗生素的使用催生了一代耐抗生素的致病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存在于大型养猪场周围的土壤、水和人体肠道中。农场管理人员在饲料配给中加入了亚治疗剂量的抗生素,这可能使一些猪免于某些疾病,但对病毒无效,而病毒是最严重的威胁。这也有助于发展威胁猪和人的抗生素耐药性疾病。
政府对疾病对猪的威胁非常敏感,因为它会推高肉价,从而推高总体生活成本。2006 年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流行导致数十万头猪死亡后,猪肉价格飞涨。政府的应对措施是加大对大规模、工业化和标准化猪肉生产的支持,以稳定该行业并防止未来的价格冲击。这些措施成功地增加了全国生猪存栏并支持了更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工业猪的健康问题在 2013 年得到了公众关注,当时 16,000 头病猪尸体被倾倒在浙江的一条河流中,然后漂流到上海。但是,非洲猪瘟病毒的持续流行远比以往的任何危机都要严重,已导致中国超过 2 亿头猪死亡。与早期危机一样,政府正在推动扩大生产规模和标准化生产作为解决方案。
在与中国工业猪肉行业相关的所有问题中,食品安全问题最受媒体和政府关注。在发生了几次肉类中发现生长促进剂瘦肉精和莱克多巴胺的高调案例之后,中国猪肉消费者对生长促进剂残留感到担忧。虽然中国食品在美国的声誉不佳,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肉类生产中使用这些化学品是非法的,但它们是美国猪肉生产的日常组成部分。当中国企业收购美国猪肉生产商时,这已被证明是一个症结所在。中产阶级城市消费者往往更喜欢来自工厂化农场或国外的猪肉,他们认为这些猪肉比“落后”的小农户监管得更好。但相反的趋势也在“替代食品网络”中蓬勃发展,包括农贸市场、社区支持的农业和有机农业,其客户也将食品安全作为他们参与的主要动机。
随着中国的猪和养猪生产发生了变化,吃的肉也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吃的猪肉相对较少。当他们吃猪时,他们重视的是它的肥肉和炼制的猪油。工业猪肉已经成为瘦肉,因为商业谷物和油籽饲料混合物中蛋白质的比例要高得多,再加上工业品种的特点。这种瘦肉不是太符合中国的烹饪传统。不符合对改革开放前猪肉有记忆的中老年人的口味偏好。尽管如此,猪肉市场继续增长,消费量继续上升。加工和包装猪肉产品是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虽然中国的猪肉变瘦了,但中国人却没有。现在,中国的肥胖和超重人数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猪肉当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但它是改变饮食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饮食相关疾病和死亡原因的出现。
结论
中国人与猪之间长期而复杂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农业时代人类的环境史。随着人类驯化越来越多的物种,我们能够用有益于我们的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取代自然生态系统,这一过程在中国比地球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都进行得更远。人类和相关物种已成为影响地球生物圈和气候的主要力量之一。猪和人之间曾经对双方都有利的关系现在对这两个物种都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在过去的九千年里,中国人驯养了猪,把它们放在家的附近作为废物处理器和粪便的来源,并在宴会或庆祝时吃它们的肉。然而,随着工业化猪肉生产取代家庭养猪,猪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国猪的环境历史的长期观察揭示了现代养猪实践与我们早期与猪互动的历史有多么不同且具有破坏性。
虽然在过去一代人中,肉类供应的增加改善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但用大豆喂猪是一种极其低效的食物生产方式。用农场来代替南美洲的大部分森林和草原来喂养更多的猪,这很难说就是不可持续的,但也很难证明人类何时会靠他们生产的一小部分大豆来活着。在中国,大规模的肉类生产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相似的生理学以及流感病毒和其他各种疾病可以在猪和人之间传播的事实意味着高密度的猪是新病毒传播给人类的完美场所。此外,大量使用抗生素有可能引发现有药物无法治疗的全球疾病。工业养猪场产生的大量粪便不仅对它们本身构成严重污染,而且还会产生甲烷,一种强大的温室气体。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红肉的大量消费在全球范围内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将猪肉视为仅在特殊场合食用的奢侈食品的传统可能是正确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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