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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
张勇，1978年2月出生于湖北黄梅，大专学历。1999年进入海口罗牛山公司，在猪场从饲养技工到生产场长。2008年，加入北京伟嘉公司，负责河南省区技术服务工作。2014年，加入河南雄峰科技有限公司，先后担任猪场管家中心服务总监、猪场管家农业公司托管事业部总监。期间，他于2014年至2016年在华中农业大学进修学习，并于2016年6月赴丹麦布康农学院接受培训。他先后参加公司“五星猪场管家认证”、“养猪职业经理人培育”等项目，擅长规模化猪场的生产管理与猪病防控等。2021年，借助河南雄峰猪场管家农业公司养猪项目平台，与公司技术骨干共同创立黄梅县正方农牧有限公司，目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1. 这8年的猪场工作经历，极大地磨砺了我的意志，锤炼了我的心智，让我从曾经的年轻气盛逐渐转变为现在的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经过这8年的沉淀，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值得信赖的技术骨干和合作伙伴。
2. 个人的成长路径就像攀爬楼梯，有平缓的台阶，也会有曲折拐弯，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逐步前行。
3. 作为职业经理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舒适区已经被打破。像我这样的单纯技术执行者，亟需转变为兼具市场意识和成本管理的经营者。
4. 这两年，行业呈现“倒逼式进化”。环保政策趋严，促使猪场工艺升级；原料价格波动，倒逼饲料配方优化；市场行情起伏，驱动成本管控贯穿生产经营各环节。这些压力推动我将技术服务阶段积累的“点状突破”能力（如疾病防控方案制定），转型升级为“面状经营”能力，从“完成任务”向“创造价值”转变，构建全生产周期的猪场经营模式。
5. 租赁猪场的经营模式，大多着眼于短期利益，难以满足猪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需求。自建猪场虽然在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通过科学选址以及合理布局，能够在长期运营过程中有效实现成本管控。
6. 相比之下，加系种猪更契合我们所秉持的“中庸之道”。它的各项性能虽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整体表现较为均衡。选择种猪就如同挑选鞋子，关键在于是否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7. 饲料和动保产品的利润空间持续收窄，上游企业可提供的服务项目逐渐减少，这一系列变化反而促使托管服务的市场需求有所增长。然而，若企业期望快速扩大业务规模，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便会面临利益分配方面的棘手难题。毕竟托管业务本身利润较为微薄，服务过程又极为艰辛，投入与产出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匹配。
8. 对于拥有300~1000头母猪的小型猪场以及家庭农场而言，要充分发挥自身精细化管理的优势。母猪存栏量在1000头以上的中型规模猪场，则需要在运营效率与风险防控之间找到平衡点。
9. 这些年，外界对于中小规模猪场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存在过度担忧。“大浪淘沙，适者生存”，被淘汰的并非一定是规模较小的企业，而是那些无法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的企业。相反，只要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好养猪工作，将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无论猪场规模大小，都能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10. 未来在养猪行业中能够存活下来并持续发展的，不是那些盲目扩张规模的企业，而是能够敏锐适应政策导向、紧跟技术迭代步伐，以及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敏捷型主体。
大型公益活动“养猪人讲养猪的故事”，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仇华吉研究员发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猪产业专家团主办，《中国猪业》杂志与新猪网承办，新牧网、猪好多网、中畜传媒、北斗农科、国猪大学堂、正大猪博士、世界猪业博览会以及梁宁养猪观点等多家媒体单位共同参与。
本次活动由江西中成中药原料有限公司独家冠名，同时获得了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巴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颍上县君喜悦农牧有限公司、长沙绿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大力协办。
张总与栏目组成员合影
第12期的采访对象是黄梅县正方农牧有限公司（简称正方农牧）副总经理张勇先生。新猪网负责前期走访与脚本撰写。
去年12月，仇老师向我推荐了张总，建议我们前往正方农牧，与张总深入交流，探讨其是否适合作为一期栏目的主人公。我仔细阅读了张总发来的公司简介和个人简历，发现他虽不是猪场老板，但其个人成长与行业变革紧密相连，是众多技术人员在行业变革中不甘落后、勇于突破自我的典型代表。
此前本栏目的十一期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猪场老板。然而，养猪行业从业人员中，还有数量庞大的技术人员和饲养人员，他们同样是养猪人群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行业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2025年3月10日，我与新猪网视频编辑孙浩及《养猪人讲养猪的故事》栏目2025年独家冠名单位——江西中成中药原料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傅宁丛，一同抵达湖北省黄梅县。
张总向我们讲述了他投身养猪行业的缘由、奋斗历程以及三次职业转型的心得体会。当我询问正方农牧的股份结构时，他说，雄峰猪场管家公司在其中占股51%，剩余股份由他和几位技术骨干持有，他个人占股6%。公司自建设以来已投入2000多万元，基本都是由他现场负责运营。
经过与张总一天半的交流，我发现他的职业发展历程不仅映射出行业变革的轨迹，也为更多同行提供了一种破局思路。
这是本栏目首次尝试将视角转向行业技术骨干。他们虽不直接拥有猪场资产，但凭借技术积累与管理创新，在企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推动着行业变革。
■ 职业转型的三次突破
记者：您所学专业是市场营销，可毕业后却踏入了养猪行业，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做出这样的转变呢？在猪场工作的这8年时间里，您在个人性格以及养猪技术方面，有哪些显著的转变与成长？
张勇：这一切源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海口罗牛山公司在湖北宜昌有个项目，包含养猪场和饲料厂。我毕业后进入该公司，原本被安排从事饲料销售工作，可后来这个项目撤销了。当时，负责宜昌项目的老总回到公司位于海口市罗牛山年出栏三万头猪场担任场长，他对我印象不错，便劝说我到他所在的猪场工作。
2000年，我来到海口罗牛山三万头猪场，担任种猪饲养员，主要工作是喂料。那时猪场还未实现自动化，饲养员每天都得扛料喂猪，每隔几天还要从外面拉几十吨饲料进场，全部靠人工自卸，每袋饲料40公斤，这体力消耗极大，一趟下来，浑身腰酸背痛，搬运还是很辛苦。
说实话，刚开始的一两个月，我极不适应。不过，有一个因素让我最终选择留了下来。上学期间，经常熬夜，生活不规律，导致胃不舒服。那段时间，父母也反复叮嘱我，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身体可不行。而在猪场，工作和作息时间都特别规律，每天按时吃饭，再加上海南饮食较为清淡，慢慢地，我的胃病得到了缓解，身体也感觉舒畅多了。就因为这个，我决定留下来。几个月之后，我也逐渐适应了猪场的生活与工作节奏。
后来，我开始从事配种辅配工作。两年后，公司新建了一个年出栏6万头仔猪的猪场，我被调过去担任配种员。随后公司出于培养后备干部的考虑，安排我先后在分娩舍和保育舍担任技术员，负责打疫苗、驱虫以及消毒等防疫工作。在这个猪场，我一共工作了四年，基本上每个生产环节都涉足并熟悉了。
2005年底，我调到海口罗牛山大致坡猪场，全面负责种猪日常管理和人员管理工作。
从进入猪场到最后离开，我在罗牛山公司的猪场里度过了整整8年。这8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收获很多，自身也改变了许多。
在那个阶段，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趁着年轻把基本功练好，认真做好手头的每一项工作，同时努力学习养猪技术。尽管猪场的工作很辛苦，但我从未后悔与抱怨过。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再苦再累都得咬牙坚持下去。
我在罗牛山工作的8年，正值公司养殖规模快速扩张，我有幸受益于企业“基层历练+多岗位轮换”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规模化养殖体系下接受了系统训练，这是我技术积累的重要阶段。
罗牛山作为一家大公司，拥有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很多工作都有明确的程序。猪场清晰的管理思路，不仅让我扎实地掌握了养猪技术，还让我深刻领悟到程序化管理的重要价值。
这8年的猪场工作经历，极大地磨砺了我的意志，锤炼了我的心智，让我从曾经的年轻气盛逐渐转变为现在的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经过这8年的沉淀，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值得信赖的技术骨干和合作伙伴。
张总与家人合影
记者：您离开了猪场转而从事技术服务工作，从罗牛山到伟嘉，再到雄峰，每次职业选择背后的出发点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您又是如何将个人成长与行业趋势相结合的呢？
张勇：我之所以离开罗牛山，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我内心渴望丰富多样的实践经历。罗牛山是一家规模庞大的公司，各项工作流程和模式都已较为成熟、固定。我期望能接触不同的养猪模式以及各类猪场，更换环境来挑战自己。
其二，我深知自己在沟通能力上存在短板。那时的我性格较为急躁，说话直来直去，在猪场相对封闭且沟通模式固化的环境中，这个缺陷很难弥补。我明白，若想在职业道路上取得更好发展，不仅要具备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还得拥有协调和管理团队的能力，而这需要更开放、多元化的沟通环境来锻炼。
在我们所处的行业，许多技术人员往往把追求更高待遇作为职业发展目标，对多数技术人员来说，从技术员晋升为场长是努力方向。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生产场长岗位离职，应聘到伟嘉公司做技术服务工作，收入锐减三分之一，这让很多人感到不解。但我深知，若要在行业内实现长远发展，就必须从不同视角全面了解行业发展趋势。
在河南长达十来年的技术服务历程中，我恰好赶上行业大变革期。在伟嘉公司做技术服务的那五、六年，我工作十分得心应手，帮助不少客户解决了生产难题。
对我而言，那些年也是个人快速成长的关键阶段。我将在罗牛山公司猪场积累的养猪技术，在各类不同规模和类型的猪场中进行了反复实践与验证。我所制定的技术方案，得到了众多猪场老板的认可，切实提高了猪场的生产成绩。
和许多技术人员一样，我曾经在工作中表现得较为执拗和直率，灵活性不足。但技术服务工作要求在技术落地和沟通方面做到刚柔并济：一方面，技术方案必须严谨科学，确保切实可行；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客户的接受程度，注重沟通效果。以疾病防控工作为例，既要坚守科学原则，保障防控效果，又要充分考虑客户的成本压力，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在这样的工作要求下，我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权衡应变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升。
随着行业逐渐朝着规模化方向发展，系统化技术服务的需求呈现出迅猛增长的态势。基于此，我选择了专注于规模化猪场服务的河南雄峰公司。公司专业且系统的服务模式，让我实现了从过去针对散户的“点状服务”，转变为中小型猪场提供“体系输出”的解决方案。
在雄峰公司，我曾带领过二、三十人的团队，并托管过三个规模在1000头母猪左右的猪场和一个公司参股的猪场。2016年，生猪行情好转，这三个托管的猪场均实现了超千万的盈利，公司参股的猪场收回所有投资。客户对结果十分满意，我的工作也得到了公司和客户的一致认可。
个人的成长路径就像攀爬楼梯，有平缓的台阶，也会有曲折拐弯，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逐步前行。
记者：从技术服务到合伙建场，从职业经理人到事业合伙人，您这次转型的出于什么考虑？在这过程中，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勇：如今，行业发展到这个程度，跨界资本逐步离场，参与者多为业内人士。我觉得这种“内行主导”的局面，标志着行业从粗放式扩张，进步到精细化运营的新阶段。
作为职业经理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舒适区已经被打破。像我这样的单纯技术执行者，亟需转变为兼具市场意识和成本管理的经营者。
非洲猪瘟（非瘟）传入国内之后，公司发展养猪项目平台，鼓励有技术的人共同合伙，我觉得这是个人职业转变的契机，便主动参与其中。
在我看来，身份转变带来的责任巨变，无疑是最大的挑战。身为股东，我一人身兼决策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三重角色。在生产管理上，要提高生产成绩，优化PSY（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等关键指标；在成本管控上，要增加头均盈利，精打细算各项支出。这既是挑战，也是自我成长的机遇。
正方农牧限位栏母猪
这两年，行业呈现“倒逼式进化”。环保政策趋严，促使猪场工艺升级；原料价格波动，倒逼饲料配方优化；市场行情起伏，驱动成本管控贯穿生产经营各环节。这些压力推动我将技术服务阶段积累的“点状突破”能力（如疾病防控方案制定），转型升级为“面状经营”能力，从“完成任务”向“创造价值”转变，构建全生产周期的猪场经营模式。
许多事情，远观简单，亲历才知繁琐。角色转变强化了我的责任意识，考验个人能力，压力很大，但也让我对猪场的经营管理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
现在，我常在夜晚思考猪场事务，复盘当天工作，梳理还有哪些改进空间，规划近期的工作重点。白天事务繁忙，只有夜深人静时，才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
自建猪场这几年，我的体重从150斤锐减至不足130斤。尤其是基建阶段，不管天气如何，我都坚守施工现场，力求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周全，为后续生产减少阻碍。
■ 返乡建场的三年实践
记者：在资金积累有限的情况下，很多上游企业从业者会选择租赁猪场来开展养猪业务，而您却通过合作参股的方式，回到家乡新建猪场，这背后有何用意？目前猪场的生产成绩怎么样？
张勇：在生猪养殖行业摸爬滚打多年，我们对生猪产业的周期规律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当下，行业曾经的暴利期已成过去，养猪行业仍然归属于农业的本质范畴，意味着投资回收周期大幅延长，猪场若要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就必须确保其安全、高效地运营。这就必须在项目启动之初进行长远规划，高度重视合规性建设。而租赁猪场的经营模式，大多着眼于短期利益，难以满足猪场长期稳定发展的需求。
最初，我们也曾考虑过租赁猪场。然而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市面上闲置的猪场，大多是落后产能。这些猪场普遍存在诸如地理位置不佳、生物安全距离不足、排污系统不完善等先天性缺陷。若要对其进行改造，使其符合当下养猪行业的标准，投入的改造成本过高。
与之相比，自建猪场虽然在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通过科学选址以及合理布局，能够在长期运营过程中有效实现成本管控。此外，租赁模式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规模扩张，但在行业逆周期时，持续的租金支出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现金流压力。
关于猪场的选址，其实并非一定要回到家乡。我们团队在多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与筛选。最终发现，我老家有一处地点十分理想。它与省道、县道的安全距离符合防疫要求，股东们一致认为，从地理位置以及生物安全距离等方面考虑，这里非常适合建设一座中等规模的猪场。同时，黄梅县整体的生猪养殖量相对较小，疫病传播的风险也较低，这为猪场的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正方农牧俯瞰图
基于这些考量，我们在猪场规划阶段，便构建完善的生物安全体系。从栏舍布局的合理设计，到猪只、人员以及物料流动路径的优化，再到种猪品种的精心选择，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按照我们预先制定的方案有条不紊地推进。
整个猪场占地面积达130亩，场区内分布着几个水塘，这些水塘形成了天然隔离带。在环保方面，我们遵循雨污分离的设计理念，雨水经过水塘净化后，可直接用于周边农田灌溉，实现了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猪场周边是蓝莓种植基地，且外围几乎没有居民区。为进一步提升猪场的生物安全，我们还采用实体砖墙将猪场进行全封闭管理。
猪场于2021年1月开始建设，2022年3月成功引入种猪，至今已平稳运营3年了。从生产成绩来看，成果理想。前年猪场的PSY达到了28，去年提升至29，预计今年有望突破30。断奶仔猪综合成本也在逐年下降，前年为350元/头，去年降至310元/头，今年1月份和2月份的断奶仔猪综合成本降至每头300元以下。
尽管我们没有像行业内一些头部企业那样安装空气过滤系统，但通过科学选址、合理规划、适度控制规模以及实施一系列预防性生物安全措施，我们的猪场至今依然保持着蓝耳病抗原、抗体双阴性，伪狂犬病gE抗体阴性，腹泻相关病毒抗原同样阴性。
在过去3年里，我们每头断奶小猪的平均药费支出不到30元。回顾这几年的数据，药费基本维持在25～28元之间。这里统计的药费涵盖了所有与养猪相关的支出，包括粉针剂治疗用药、复合多维营养补充剂、诊断试剂、消毒药以及各类疫苗等。我们猪场使用的疫苗种类较为常规，猪瘟、口蹄疫、伪狂犬病、乙脑、细小病毒等疫苗是必须接种的，另外还会接种圆环病毒和支原体二联苗，腹泻疫苗则会按照季节性需求进行接种。
良好的生物安全环境为我们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在当前非瘟常态化、环保要求日益严格以及行业进入微利时代的大背景下，自建猪场模式在疫病防控、成本控制以及政策合规性等方面展现出了显著优势。虽然自建猪场的初始投入成本较高，但从长期运营的角度来看，其综合成本更低，更有利于猪场实现可持续发展。
■ 行业进化的三点思考
记者：据了解，您曾前往丹麦参加专项培训，您在早期罗牛山公司工作期间，主要也是饲养丹系种猪，但如今正方农牧却选择加系种猪，这一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勇：不同品系的种猪各有独特优势，我们做出这个决策，是综合研判了种猪性能、养殖成本以及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
丹系种猪优势明显，其母猪平均产仔数能达到16~18头。然而，高繁殖力对营养管理的要求极为精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虽然较高的产仔数能提升PSY，但产房仔猪死亡率也可能随之上升。而且，产仔数较多也会导致初生重偏小，哺乳需要奶妈猪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丹麦出栏猪的屠宰体重标准约为105公斤左右，这就意味着它不太适宜在大体重阶段进行饲养。而目前国内屠宰厂并不青睐105公斤出栏体重的猪。
相比之下，加系种猪更契合我们所秉持的“中庸之道”。它的各项性能虽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整体表现较为均衡。加系种猪体型适中，产仔数也相当不错，窝均14~15头，并且四肢粗壮，适合出栏体重大，与当前国内市场主流的120~140公斤出栏体重需求相符。
综合来看，加系种猪的生产性能参数能够满足我们的生产要求，所以我们最终选用了加系母猪，并以美系杜洛克作为终端父本（编者注：用于商品猪杂交生产的最终父代种猪）。通过这样的组合生产出来的杜长大商品猪，在体型、瘦肉率、生长速度以及屠宰率等指标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
我们猪场投产这3年以来，仔猪健康状况良好，猪苗一直供不应求，受到双胞胎等许多集团公司代养户的青睐。
正方农牧断奶仔猪
所以，我觉得加系种猪在我们公司所展现出的生产性能符合公司预期。选择种猪就如同人挑选鞋子，关键在于是否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记者：您如何看待托管业务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哪些关键因素会对其发展走向产生影响？对于当下正投身托管业务以及计划涉足该领域的企业和团队，您有哪些具体建议？
张勇：托管业务的发展态势，与养猪业规模化、专业化的演进趋势息息相关。当前，非瘟疫情给养猪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与此同时，饲料和动保产品的利润空间持续收窄，上游企业可提供的服务项目逐渐减少，这一系列变化反而促使托管服务的市场需求有所增长。
在托管模式的选择上，成本托管、生产指标托管等多种模式都有各自的应用空间，并且能够并行发展。然而，若企业期望快速扩大业务规模，实现做强、做大的目标，便会面临利益分配方面的棘手难题。毕竟托管业务本身利润较为微薄，服务过程又极为艰辛，投入与产出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匹配。
利益分配并非仅仅是合同条款的问题，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责任的清晰界定至关重要。以非洲猪瘟防控以及日常生产环节为例，很多时候责任的归属难以明确划分，存在诸多模糊地带。
回顾以往的托管实践，部分客户在对利益分配的理解上出现偏差，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矛盾。比如，有些客户单方面提高指标考核，却未相应地增加托管收益；还有些客户在收益兑现环节，未能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这些都对长期合作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追根溯源，矛盾产生的核心原因是技术指标的提升不一定直观反映为企业利润增加。技术指标的提升是生产流程的优化和团队的业绩提高，而利润可能需要行情的支撑。因此，构建稳固的利益共同体显得尤为重要。
合作的双方都需要秉持包容的态度，学会换位思考，理性评价技术带来的成果，齐心协力朝着共同目标奋进，唯有如此，才能达成互利共赢的局面。
对于正在从事或打算涉足托管业务的企业和团队，我总结了以下几点经验和心得：
首先，要精准分析客户的实际需求与期望。在拟定合同时，务必尽可能详尽且明确地规定好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利益分配和责任界定这两个关键部分，从源头上减少后续可能出现的纠纷。在合作进程中，保持顺畅、良好的沟通至关重要，要努力与客户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其次，要高度重视团队专业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以此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中国生猪市场规模庞大，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就要求托管企业具备跨区域的资源整合能力，不能简单地照搬单一模式。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更要注重细节管理，从细微之处提升服务品质。
最后，企业应当根据客户的多样化需求，灵活调整托管策略和服务内容。同时，加强与同行业企业及团队的交流合作，积极分享经验教训，携手共同探索托管业务的新模式与新路径。
记者：您深耕养猪行业多年，经验十分丰富。在您看来，未来养猪行业会朝着怎样的方向演变？对于当下的中小规模猪场而言，应当聚焦于哪些重点呢？
张勇：养猪行业这几年变化迅速，规模化是大势所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小规模猪场就没有发展空间了。实际上，在不同地区，中小规模猪场会以多样化的模式和比例呈现，行业将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张总与笔者合影
对于我们这类中小规模猪场而言，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修炼好“内功”。首要任务便是解决猪场的生物安全问题，这是发展的根基。毕竟，一旦生物安全出现漏洞，疫病侵袭，所有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
其次，环保问题也不容忽视，这是猪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随着环保要求日益严格，只有妥善处理好环保事宜，猪场才能长久运营下去。
在确保生物安全和环保达标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追求生产成绩的提升。当前，行业整体处于低利润状态，这种情况促使企业必须积极寻求变革。提高生产成绩固然重要，但从长远来看，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成本控制上来。
成本管控对于中小规模猪场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既是必由之路，也是终极目标。倘若猪场的成本无法达到行业领先水平，那么其中一部分必然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通常来说，那些生产力落后、无法有效解决环保问题，以及对非瘟等疫病缺乏足够敬畏之心的猪场，往往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这些年，业界对于中小规模猪场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存在过度担忧。“大浪淘沙，适者生存”，被淘汰的并不一定是规模较小的企业，而是那些无法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的企业。相反，只要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好养猪工作，将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无论猪场规模大小，都能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当然，猪场规模与成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以我们猪场为例，母猪规模在1000~2000头之间较为适宜。采用两点式生产模式，不仅能够有效阻断疫病传播，实现全进全出的高效管理，便于开展精细化操作，还能使土地和劳动力得到理想的利用。若猪场规模过小，人员配置难以达到最优状态，每头断奶仔猪所分摊的成本自然就会偏高。
对于拥有300~1000头母猪的小型猪场以及家庭农场而言，要充分发挥自身精细化管理的优势。母猪存栏量在1000头以上的中型规模猪场，则需要在运营效率与风险防控之间找到平衡点。
总而言之，未来在养猪行业中能够存活下来并持续发展的，不是那些盲目扩张规模的企业，而是能够敏锐适应政策导向、紧跟技术迭代步伐，以及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敏捷型主体。
■ 性格特点与个人爱好
记者：您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在工作之余，又有哪些个人爱好？
张勇：我自认为性格较为强势，行事果断，但这份果断并非盲目冲动，而是基于深思熟虑后的快速抉择。由于对猪场相关的事务都有过亲身经历，也进行过深入思考，权衡利弊，所以在处理问题时能够轻车熟路。
张总在相关科研院校留影
个人爱好方面，我兴趣广泛，只是都不算钻研得特别深入。在闲暇时，我偶尔会打打麻将、小酌几杯、散散步或者做做运动；有时候也会看看书、下下象棋，还喜欢欣赏优秀的电影。说起喝酒，这是受河南酒文化的熏陶，慢慢地养成了习惯。虽说酒量一般，但偶尔还是会小酌一番。打牌和下棋则是工作之余的调节方式，主要是为了放松身心、享受娱乐，并没有沉迷其中。
当工作压力较大时，我便借助这些活动来缓解压力，让自己重新找回状态。同时，我也会利用空闲时间，与行业内的朋友交流沟通，了解行业动态、生物安全方面的最新进展，共同探讨行业内涌现的新事物和新观点，以此拓宽自己的视野，提升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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