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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养猪业乱象纷呈，许多事情让人目不暇接，又让人琢磨不定，在耐人寻味的背后，有着似是而非的道理，剥丝抽茧地分析之后，也许让我们会心一笑。借此机会我试着解析一下行业中的八大怪状，供大家参考，以便于更好地应对接下来风云际会、如火如荼的大戏。在方兴未艾的市场中，总会发生光怪陆离的事件，不怪不足以体现出市场的魅力。
当非瘟摧毁了原有的养猪体系之后，市场进行重塑，养猪业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再也不按照过去的赛道发展。养猪业格局与结构则因为产业化大集团的疯狂进入及散养户的溃散而快速调整，新的趋势势不可挡。参赛选手的提高和比赛技能的升级使得竞赛规则自然而然地改变，由此形成的市场行情的规律必然是处于“破与立”的过渡期，行情波动“超常”，周期规律“失常”都是在所难免的。此时，如果谁还是试图用旧地图去发现新大陆，其结果可想而知。
数据和分析的精准是无法纠正逻辑错误的，何况数据本身也是问题多多呢！让子弹多飞一会儿，才有可能找到新的轨道。
猪场疫情的发生虽然与其管理水平密不可分，然而人们总是会忽略大环境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如今疫情防控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综合治理体系的严重缺失导致的！当失去了系统性总体的防御之后，疫病防控变成了单场的独立对抗，仿佛没有主力大部队阻击后的民团自卫，被攻陷只是时间问题。没有沦陷的几乎都是还没有被病毒光顾的地方，而不是其防御能力多么强大。
屠宰加工和流通环节的放任自流，必然导致病毒的畅通无阻。当病毒的数量足够多时，被围困的养殖场就是孤立无援的孤岛，只要产生较大的流动性，病毒就会乘虚而入，不说是防不胜防，也可以说是久攻必破。不管是非瘟，还是蓝耳、PEDV、圆环、口蹄疫、猪瘟……它们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地发生，绝不是因为它们变得越来越强大了，更不是我们养殖场的防控能力变弱、形同虚设了，更多是因为寡不敌众了。
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引发这些疫病流行的和扑灭这些病毒的都是季节和气候，而不是我们使用的疫苗和药物，更不是所谓的消毒与防疫，它们当然不是可有可无，但也不是万无一失，它们在局部防控上作用巨大，在整体防控上顿显无力。
如果我们相信能繁母猪的存栏量与未来10个月的肥猪出栏量的对应关系做出的判断，看到的结果可能会让我们怀疑人生。因为这样简单的逻辑，在当下已经忽略了六个对结果影响很大的因素：
1.消费市场的变化情况
2.二次育肥的参与情况
3.疫病流行的突发情况
4.怀孕母猪与产床上的仔猪淘汰情况
5.行情高低对出栏体重和出栏量的影响情况
6.供需博弈中的力量对比状况
专家总是告诫人们：对抗行情剧烈波动的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均衡生产，可是实际生产经营的人都会本能地趋利避害，都想借势而为。企业经营本质上离不开对机会的把握，越大越强的企业越善于利用机会，甚至是创造机会脱颖而出。
专家们还告诫我们：既然把握不了行情，那么就不如把精力都放在增效降本之上。可是事实总是警醒我们：经常是“赢得了水平，输给了行情。赢得了行情，输给了疫情！”
如果说卖肥猪是“现货”销售，那么买仔猪就可以说是“期货”采购了。一个看的是企业的战术水平，另一个则是看企业的战略能力。育肥猪赚钱必须是买得准，养得好，卖得精。
肥猪价格的博弈是供需双方基于肉的多少决定的，不是取决于猪的多少。出栏数量和体重两个变量组成了基本盘肉的多少。影响价格的因素前面已经谈到，不复多言，其操作空间巨大，手法越来越多，造成的波动幅度大小源自人性的贪婪与恐惧。
另外，育肥猪业务属于高风险、重资产类型，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他们害怕：一旦失误，万劫不复。
仔猪不温不火的原因大概如下：
1.目前疫病风险偏大，育肥猪成功率降低，亏损的概率增大，需求不旺。
2.饲料等成本上涨过多，压缩了盈利空间，投入产出比变低，抑制仔猪的价格。
3.能繁母猪数量较高，仔猪供应充足，供求趋于平衡。
4.散户观望情绪较浓，对未来行情信心不足，同时转型做二次育肥的人增多。
5.养殖场亏损时间过长，挺价意愿较强。
6.规模化大集团扩产能，计划增加育肥数量，需求增加。
随着能繁母猪存栏量的趋稳和生产成绩的持续提高，断奶仔猪成本逐步下降，母猪场的获利能力提升，仔猪价格过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母猪场率先进入到了质量成本领先型竞争阶段，而育肥猪还将继续停留在数量与机会把握型竞争阶段很长时间。
二次育肥2002年之前就在浙江出现了，只是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影响不大。非瘟之后，由于市场的极度波动，给二次育肥创造了机会和巨大空间，并且在去年一鸣惊人地成为扭转行情的杀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二次育肥有这样几个特点：
1.二次育肥属于短线操作，比较容易把握盈利机会。
2.二次育肥养殖难度相对小，挣得的是行情与需求的机会差。
3.二次育肥对养殖场条件要求不高，不需要高标准疫病防控。
4.二次育肥成功了赚的不少，失败了亏损有限；不贪不会亏。
5.二次育肥市场销售渠道是独特的，从业者多是养猪老手和运营高手。
但是，二次育肥必须注意的是其市场空间有限，运作机会局限，一旦遭遇大型养猪集团与屠宰企业的联手绞杀，就有可能瞬间崩盘，体无完肤。再就是政府管理部门并不喜欢它们的存在，尽管客观上它们起到了“政府调控帮手”的作用，可是他们“土匪”的本质，不受管控，难以被政府管理部门名义上认可。尽管二次育肥是市场的有益补充，但是它投机的成分过大，很容易出现溃败的局面，做的人越多，风险也是越来越大。
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和贸易大战，导致了中国粮油贸易的壁垒增加，成本加大，价格提高。同时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粮食越来越紧缺成为必然，并且饲料粮占据的比例还在不断加大，饲料原料紧缺和成本提高也是必然。而饲料成本占据养猪成本的60-80%，因此它直接提高了养猪成本，并且难以下降，这意味着猪价会不断被推高，利润空间被持续压缩。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轮的产能迅速扩张的绝大多数企业是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来完成的，因此出现了高负债、高财务成本的局面。而新产能形成之后的扩张是以人力资源成本较大幅度提高，生产水平阶段性下降为前提的，这就使得它们的生产成绩不高，管理费用偏高。再就是，因为疫情、行情、资金、水平的综合影响，许多猪场都做不到满产，使得制造费用也是居高不下的居多。
目前来说，养殖场成本的竞争绝不仅仅是生产成绩的提高与管理费用的降低那么简单，考验猪场经营管理能力的因素已经从个体猪场的管理上升到系统与平台的运作与管理能力上来了。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正确的决策和有效的管理前提之下的。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如此：
1.基本面分析过于依赖各方机构统计数据；技术面分析又建立在数据逻辑之上，因为数据准确性的问题，影响结论正确性和有效性。
2.生猪期货目前还处于是体现调控意志的引导与平衡工具，市场属性时隐时现，若即若离，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独立运行状态。
3.生猪期货有万亿级规模市场空间，但参与者总量低，代表性不足，波段行情容易被左右和操控。
4.参与者普遍存在懂期货的不够懂猪，懂猪的不太懂期货，认知与理解的能力难于服务好市场。
期货无疑是一个好的服务于养猪业的工具，现在的问题是它还处于运营的初期，还不够成熟，没有很好地契合与服务养猪业。因此我们需要大胆迎接它、接纳它、掌握它、运用它，最终将它成为好的工具和帮手。
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如下：
1.屠宰行业原有的规模与结构以及盈利模式，已经无法匹配发生巨变后的养猪市场。
2.“看得见的手”正在推动屠宰业的转型升级，相关政令法规日渐严格。
3.疫情之后的消费市场已经发生巨变，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标准与方式正在快速转变，安全、口味、便利、特色、营养、健康等要素成为了新的方向。
4.领导这场革命的屠企与食品企业不是原有的双汇、雨润、金锣、大红门等传统巨头，而是以牧原、温氏、天邦、华统、龙大、唐人神等为代表的生猪屠宰新势力，还有许多区域性的龙头企业，它们能够更加快速地契合变化，从而脱颖而出。
5.屠企必将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安全化、产品多样化的方向进化，而那些传统落后的产能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
6.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新进入者策略性亏损已经成为产业化运营集团企业的竞争方式之一，但是优胜劣汰仍然需要时间来实现。
由养猪业引领的整个产业链的变革正在快速推进中，不管是屠宰加工行业，还是饲料业、动保业、养殖设备业等相关行业，都在所难免，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变更是推波助澜，并且越来越成为这场变革的领导者。
我们之所以感觉到这么多的“怪状”，是因为我们还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模式之中，没有跟上变革的步伐。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当我们见怪不怪时，新的市场格局就稳定了，而我们也就成熟了。（作者：高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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