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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早将野猪驯化为家猪的国家，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年代最早的饲养的猪。中国汉字中的家，上面代表房子，下面代表猪。意味着有房有猪，就可以算是一个家了。
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当中，猪主要是由农民养的，因为过去养猪又脏、又臭、又累、又不赚钱，总之，养猪不体面。乃至有老师和家长总是告诫孩子：“如果考不上大学，将来只能回家养猪！”可见，养猪这个职业在社会上多么不被待见。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上那么不待见的职业，如今被广为关注，下到黎民百姓、上到ZF、还有媒体、资本，无不高度关注养猪业。应当说，养猪这件事，如今的关注度可能是几千年来当中最高的高光时刻，这一切，可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猪肉的暴涨和资本的加持。可以说，如今的养猪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养猪业了，而是一块万亿级（市场）的肥肉。既然是肥肉，盯上的也就多了；既然成为肥肉，也就产生了“势利”，今天，我们通过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下，中国的养猪业为何矛盾重重？
一、农民为什么那么生气？
如果你在一个个养猪群里，就会发现，散小的养猪人对规模猪场，尤其是集团企业、上市公司的态度很复杂。有羡慕、有醋意，而更多的则是不满乃至幸灾乐祸。这一点，在上市公司纷纷集中发布半年度业绩预告的这两天可以明显感觉的到。大部分企业亏了，而散小笑了……
散小最常说的几句话：
1、大企业是靠补贴活着；
2、如果公平竞争，还不知道谁先死呢；
3、散户是打不死的“小强”。
这几句话中透着更多的是无奈和愤愤不平。散小养殖户并不反对规模化养猪，真正愤愤不平的是认为这不是一场公平地竞争。也正因为此，很多网络主播利用了这种情绪来吸引粉丝：在直播中大骂规模企业为富不仁、诡计多端。用拉仇恨的方式获得好感，用“同理心”的营销技巧带方向。
二、资本眼中的养猪业
资本是嗜血的。在资本的眼里，不要讲什么企业社会责任，也不会去管上市猪企的野蛮扩张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最重要的是赚钱、赚快钱。
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但不代表没有“资本主义”的市场，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而且又有资本市场，所以，资本就有机会在一定的范畴内兴风作浪。除非对民生和社会产生严重不良的影响，“上面”就不会干预。
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有一些经典的名言：
1、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2、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霉的事情，它也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
3、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
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然了，马克思老先生说的话有他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的局限性。当然了，资本市场上不仅有“资本家”，还有很多散户，只是，这些散户大多数成了韭菜。这两天，网上到处充斥着《新希望被称“新绝望”！1300多亿跌没了，23万股民人均亏56万》这样的标题。其实，从人均的角度看起来是所有人都大亏，这当然只是表象，事实是大部分人亏得更多。亏得钱到哪里去了？被聪明人赚走了。不过，这些聪明人是那些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人（或机构），剩下的，被称为“韭菜”或者“接盘侠”。
有个名人说过：风口来了，猪也能飞起来！的确，过去的两年，猪“飞”起来了。所谓的养猪概念股，有的涨了数倍，有的涨了10多倍，被称为“猪业茅台”。没有资本的加持，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排名TOP5的养猪企业，没有一家可以有那么大的能力野蛮扩产。某著名上市企业在此轮扩张中共投资298.46亿元建设59个项目，2233.5万头的产能。投资中，这家企业自有资金为60亿，向银行贷款240亿。当然了，银行为何敢给你贷款那么多？因为你有千亿市值。
这就是资本的逻辑：上市了，可以圈钱，还可以用股权质押贷款，市值越高，贷得就越多，也就有了更多的钱投资新项目，野蛮扩张。这就是势利眼下的养猪业，资本的势利眼。
猪可以飞上天，那么，风从哪里来呢？疫情、资本、政策。疫情带来的是供应缺口，资本带来的是火助风威，而政策，则是带来“不公平”的最大推手。
三、“有关部门”眼中的养猪业
政策的制定者是“有关部门”。政策是个什么东东？是杠杆！是天平。比如，猪少了就补贴，猪多了就禁养。按理说，政策是一视同仁的。不过，那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事实上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的政策是是“乡村振兴”、是要解决“三农问题”。但一部分的政策执行者不是这样，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执行。
前两年广东缺猪，防非复产成为部分地区对一把手考核的关键指标。所以，广东某地在两年前明确“两年内不划定禁养区”。但现在形势变了，出现阶段性的供大于求了，现在又联合下发文件（虽然是不合法的）了，以禁养区的名义强制拆除。这就是势利眼下的养猪业，政策的势利眼。在这种势利眼下，大企业可以占用基本农田建设猪场，而小散在房前屋后也不行。
四、养猪业不能只有市场
中国散小猪场与大企业之间的矛盾现在仅仅还表现于情绪方面。其实，他们之间本无矛盾，是不公平下的竞争带来的。有人说：中国是市场经济，要用市场来解决。我认为这种观点既缺乏高度，也缺乏见识。
所谓的缺乏高度，是中国的养猪业并非普通的行业，因为在中国是猪粮安天下。而且，农业农村部在人代会上提出要将养猪业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所以，它不是一个普通行业。
可能又有人说了：虽然是猪粮安天下，那些猪可以由规模猪场来养啊？看起来这种论调有点道理，我想问一下：中国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总理说的），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农民。这么多的农民不去种地、养猪，都去开工厂？这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为何城镇户口的人不能去农村买宅基地？现在不是市场经济吗？是的，是市场经济，不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可以找度娘查一下，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再说一下那个欧洲养猪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丹麦。给有关人士脑补一下：丹麦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度发达、贫富差距极小，且国民幸福指数很高，在2018年全球幸福指数中，丹麦排名第三。丹麦也是世界上养猪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人均肉类占有量世界第一，同时猪肉出口量也是世界第一。养猪业在丹麦农业中占据主要地位，养猪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40%左右。但丹麦的养猪业并非以大型企业为主，其主体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家庭猪场。
据统计：2018年丹麦的人口为573万人，拥有的猪场大约为3200个，每年养殖大约2800万头猪。丹麦每年出栏生猪的85%以上用于出口，出口的猪肉约占全世界猪肉贸易量的20%左右，猪肉出口额占农产品总出口额的53%。平均每个人要出栏5头猪，是中国人均出栏量的11倍。丹麦农业经营主体是家庭农场，这些家庭农场中畜牧业占了75%，而养猪业又占据了整个畜牧业的40%。
从以上数据上来看，丹麦并未因为养猪业的主体是家庭农场形式而缺乏竞争力，反而得到了高质量的快速发展，在国际猪肉出口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据了解，中国进口的种猪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来自于丹麦。
丹麦法律规定，国家只允许个人拥有农场土地，不允许建立合作制与股份制农场。丹麦法律还规定，土地面积超30hm[2]的农场，农场主必须接受正规培训并获得“绿色证书”后才有资格经营农场，不得由无“绿色证书”的子女继承，只有持 “绿色证书”的人才有购买农场的资格。“绿色证书”须接受为期5年的农业学院正规学习与实习，以及全国统一考试。严格的农场经营资格制度保证了丹麦的每一个农场主都具有相当高的素质。
丹麦养猪业和我国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准入制度：只允许个人拥有农场土地，限制了资本和大企业对家庭猪场的吞并。同时，严格的准入制度又保证了家庭猪场的农场主具有相当高的素质。
如果丹麦政府势利眼，丹麦的家庭农场乃至养猪业还会有今天的局面吗？
我再给这些人脑补一下，说说中国的台湾省。我国台湾地区的人口约2300万，年出栏生猪1400万头，人均出栏0.6头，高于中国大陆的人均出栏0.5头。台湾的养猪业大部分集中在西南的屏东、云林、彰化和台南等县，饲养密度高居世界第二位，养猪业及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多达 70 多万人。（以上数据来自四川省畜牧业科学院 邝声耀 2015年文章）台湾离大陆不远，找机会大家可以亲自去看看。据我所知，台湾很少有超大规模的猪场，主要是家庭农场的形式。
五、我的几个观点
1、不要于民争利：龙头企业+家庭猪场的方式值得推广，但要实现共同富裕；
2、政策一视同仁：不是嘴巴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理念+执行；
3、规划大小比例：欢迎规模企业促进行业进步，但要给家庭农场相当的空间；
4、给予喘息机会：如果因为环保问题一定要拆，尽量给与喘息的机会，尽量是拆迁，而非粗暴的一拆了之；
5、建社会化服务：岳正华、杨建利（岳正华、杨建利．我国发展家庭农场的现状和问题及政策建议［Ｊ］．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３（４）：３８－４２．）研究发现，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家庭农场的发展、农民也有意愿发展家庭农场，但面临着家庭农场经营主体缺失、资金短缺等严峻的挑战，我国支持家庭农场的金融财税支持体系需要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需要完善，只有这样，家庭农场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一句话：给家庭猪场一线生路，能帮就帮，不愿意帮就尽量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公平“决斗”，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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