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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持续发力
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种子库建设；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2021新年伊始，农业农村部即向全国各地农业部门发出通知，提出要加快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通知中指出，近年来我国生猪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高，良种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有力地支撑了现代生猪产业发展。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种猪性能还存在差距，育种基础工作相对薄弱，新技术应用总体滞后，育种机制还不完善。通知具体规定了六项工作内容，即加强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完善生猪种业创新体制机制、着力保障优良种猪供给、强化种猪市场监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组织领导等。该通知实际上是过去若干政策和规划的总结和重申，包括2019年发布的《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计划（2019—2022年）》、2020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以及更早期的《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等。
这些政策提出的背景，不仅是因为种猪作为“生猪芯片”，在生猪产业链中居于核心地位，也是由于2018年以来，在非洲猪瘟和新冠疫情接连爆发，中国种猪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旧问题（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长期依赖从外部引种）变得更加突出，而新问题又在不断出现（例如三元种所占比例大幅上升，且短期内难以退出）。尽管截止2020年底，生猪产能已经恢复到接近正常年份的水平，但种猪环节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导致生猪产能恢复的基础也就不够稳固。
从生产技术角度分析，生猪养殖的技术要素主要可分为营养技术、生物安全和育种。目前，国内生猪养殖在营养技术方面已经较为成熟。生物安全方面，在经历了非洲猪瘟疫情的的大洗牌之后，目前幸存下来的养殖主体在预防非瘟侵袭方面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经验体系，就整个行业而言，虽然仍无法完全有效预防和根除非瘟，但其损失已经降到了可以接受的程度。
同时，养殖环节的产业集中度在迅速提高，2021年主要上市猪企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仅牧原、温氏、新希望和正邦科技4家的出栏目标就合计超过1.2亿头。这样育种作为科技含量最高的技术要素，在其他要素的增长潜力已经不大的情况下，得到了头部企业越来越多的重视。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加快种猪业的高质量发展，尽快取得育种技术和商业推广领域的突破，就具有了空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国内猪价和引种的循环
中国种猪市场规模长期保持在800-900亿元，并与商品猪价格的波动密切相关。2018年非洲猪瘟爆发后，迭加猪周期下行的影响，大批养殖场户倒闭或停产，种猪采购量大幅缩水，种猪价格也随之回落，2019年种猪市场规模一度减至550亿元左右，为近10年来最低。自2019年下半年以来，种猪市场逐渐复苏，种猪售价更连创历史新高。以50公斤二元后备母猪为例，2020年均价约为4000元/头，同比涨幅超过60%；但因前期产能损失过大和三元母猪普遍留种，种猪销量仍远低于常年水平。因此我们估算2020年种猪市场规模约为720亿元，仍不及正常年份。随着二元种猪对三元留种母猪的替代和产能进一步扩张，预计2021-2023年中国种猪市场规模将稳步增长，有望接近1000亿元。
与商品猪相比，种猪环节不仅利润空间更大，且稳定性也更强。2017年以来生猪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商品猪养殖多次陷入微利经营甚至全行业亏损，但对种猪经营利润则影响甚微。以国内种猪头部企业天兆猪业为例，2017-2019年该企业种猪营业利润分别为60.8%、54.3%和77.9%，2020年1-4月为87.4%。另一方面，中国种猪产业集中度极低。按2019年水平，中国共有7000座种猪养殖场，TOP5的总体市场份额仅为1.11%，天兆猪业仅占据0.34%的市场份额。巨大的供需缺口，超额利润的刺激，再加上行业巨头的缺失，吸引了众多生猪养殖企业积极向产业链上游拓展，通过各种方式迅速扩张种猪乃至原种猪、原原种猪产能，力图占据产业链制高点，并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从历史上看，国内商品猪价格暴涨之后，国外引种高峰就随之而来；引种高峰过去，则国内猪价又开始暴跌。2011年猪价高点接近20元/公斤，2012和2013年种猪进口量分别达到1.8万头和2.1万头的历史高位；2016年猪价超过21元/公斤，2017年种猪进口量再破万头。2019年猪价以超过40元/公斤刷新了历史记录，2020年种猪进口预计将达2.2万头，超过2013年创新高。从各大企业的引种动态判断，本轮引种高峰在2021年还将持续，种猪进口量或仍将超过2万头。
3.引种和退化的循环
如上所述，种猪市场自主技术缺失导致了对国外引种的依赖性。长期以来，国内常常片面认为育种就是培育新品种，追求性状提升的纯种选育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而育种的本质是要提高商品猪的生产效率。不仅如此，一些育种工作过于追求短期效益，过度依赖从国外引种和扩繁，当性能退化就重新引种，从而陷入“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 的循环怪圈。
2009年，农业农村部制定了《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09-2020）》，希望初步形成以联合育种为主要形式的生猪育种体系，打破怪圈，扭转中国优良种猪长期依赖国外的格局。2020年，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丁向东教授撰文指出，在推行该计划的过程中，从2010年起，中国建立了98家核心育种场。截止2019年12月，国家种猪数据库已累计存储了超过900万头猪的种猪登记记录，其中有超过460万头猪的生长性能测定记录，超过138万头母猪的218万条繁殖性能记录，为国内种猪育种提供了数据保障。但与此同时，目前全国范围的核心场间遗传联系还很薄弱，不足以开展全国性的联合遗传评估，只能开展区域性联合遗传评估。通过联合育种培育国产优良种猪的路径被证明是不成功的。
究其根本，在于联合育种的性质，要求其所有参与者都应在统一规则、统一行业标准下开展工作，并实现最大限度的协调配合。以丹麦为例，全国各个猪场核心种猪场实现了联合，工作站可以提供最优公猪，由全国猪场共用。这样就能够最大效率地优化选育效果，生产性能整体就提高很快。但国内育种主体包括科研院所、种猪企业、一体化养殖企业等多种类型，不同参与者的育种目标、研发方向固然千差万别，其运作流程和经营模式更经常南辕北辙，更遑论育种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了。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有限，联合育种也就成果寥寥。早在2018年中国猪业 “山河” 论坛上，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所研究员王立贤就指出，由于疫病问题和不同的场子品系不同，联合育种难以取得真正成功。此外，由于管理缺失和种质资源退化，核心场不核心的问题频发。2021年1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经核验，天津恒泰牧业有限公司等9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被取消资格。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12家核心场被取消资格。
4.专业育种公司有望成为解决方案
相比之下，专业化的育种公司更有希望成为打破引种-退化怪圈的答案。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公司化的育种而不是联合育种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近三年PSY迅速提高正是受益于以公司为主体的专业化育种。201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生猪产能的恢复和扩张，国内大型养殖企业纷纷打造自己的育种体系，其中以正邦科技的万头引种计划最为引人注目。许多种猪场往往与大型养殖集团结合，成为集团养殖体系的一部分，或者自身扩建自繁自养场，延伸产业链。这些育种企业在自身积累的基础上，通过与养殖巨头及科研院所的合作，而不是通过联合育种的方式，有望取得实质性突破。例如近期湖北省农科院与湖北劲豹雄猪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将联合共建国内首个高端种猪选育示范基地，利用克隆技术，抢救性保护一批珍贵、濒危的地方猪种种质资源;同时开展种猪改良育种研究，快速培育、扩繁优良种猪新品种。
但无论采取什么路径和方式，育种技术的进步都是以漫长的时间为代价的。很多国外专业育种公司都持续经营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积累了大量育种数据，才逐渐形成了其竞争优势。与之相比，中国的生猪育种公司在这方面只是刚起步而已，因此任何急于求成的想法或规划都是不现实的。
此外，由于分子育种技术已经成为主流，这就要求在涉及基因编辑的技术领域，其政策环境的进一步宽松是必不可少的。例如，2020年9月，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李奎团队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等机构获得全球首例抗三种重大疫病猪，能够抵御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猪德尔塔冠状病毒等3种重大疫病，同时保持正常生产性能。他们正是采用了基因组精准编辑技术删除介导病毒入侵的猪受体基因，让病毒无法进入猪体内，从而有效预防这些疾病。但是，目前中国尚未明确基因编辑技术在动物育种中的监管政策，这使上述成果的商业化仍充满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