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此前，因华佑畜牧在2019年两次业绩公告中披露的死猪数量，前后有4万多头的出入，华佑畜牧的二股东与控股股东产生争执，并诉诸公堂。
“多死了”4.78万头猪？
对于2019年出现的巨额亏损，公司年报解释称主要是2019年上半年疫情造成的死亡成本增加、种猪与仔猪销售困难，商品猪在疫情暴发时的低价格，疫情的防控成本显著增加，从而影响公司利润下降较大。荣昌育种的第二大股东黄蓝创投发现，《荣昌育种2019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19年上半年，荣昌育种及其全资子公司因疫情影响导致猪群死亡14500只，死亡成本2250万元。
但在2020年4月披露的《荣昌育种2019年年度报告》中却显示，公司2019年上半年受重大疫情影响，死亡猪只62313头，全年死亡猪只69963头，导致全年非正常损失5327.98万元。对比发现，荣昌育种在年报中披露的上半年死猪数量比半年报中“多死了”4.78万头猪，并且单头猪的损失成本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公司称病死猪自行处理法院不予认可据裁判文书披露的庭审经过显示，原告方黄蓝创投陈述了上述两份年报中死猪数量数据出现出入的情况，诉称公司报告存在伪造虚假披露病死猪数量的情形。同时，还提供了一份滨州市农业农村局开具的证明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数量情况表。该份证明内容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无棣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共无害化处理猪35325头，北海新区6826头。
而荣昌育种年报所公布的全年死亡猪数量为69963头，黄蓝创投据此认为公司报告存在伪造虚假披露病死猪数量的情形。对此，被告方答辩称，荣昌育种公司董事会披露的猪只死亡数据及2019年度管理费用变化情况均为真实，不存在虚假披露问题。黄蓝创投公司所谓的“伪造”“虚增”，实质是对公司统计口径和财务核算口径的不理解和歪曲。荣昌育种公司2019年度全年死亡猪69963头，该项成本系荣昌育种公司经营中实际发生的，不会因为信息披露瑕疵发生任何变化，荣昌育种公司的所谓损失根本不存在。
记者注意到，被告方答辩中出现了“信息披露瑕疵”的说法。被告方提供了一份《山东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进行反驳，被告方称，根据该管理办法，养殖企业对病死畜禽既可自行处理，也可委托无害化处理厂进行处理。实践中，荣昌育种公司均自行处理死亡猪只，未委托无害化处理厂处理。同时，2019年无棣县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处理的猪与荣昌育种公司无关，无法证明2019年荣昌育种公司死亡猪数量。然而，法院对于被告方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法院表示，从事畜禽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人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病死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畜禽死亡及处理情况的义务。该案件经法院两次审理但仍未得到定论，双方依旧各执一词。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根据农业农村部及《山东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之规定，即使自行对病死猪进行处理，也应当按照农业部规定的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处理，详细记录病死畜禽的种类、数量、处理时间、处理方式等，并留存无害化处理过程的影像资料。对此，黄蓝创投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何自行处理无报备有关部门，董事会也对此毫不知情？关于事件后续进展及华佑畜牧的问询回复，记者将持续追踪报道。
最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