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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

畜牧产业经济观察 202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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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养殖规模扩大,生猪生产带来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伴随日益严重的畜禽污染,中央政府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法规及指导意见以规制畜禽污染。

作为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和生产国,生猪养殖是中国畜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广东,猪肉同样是肉类消费的主导,据官方统计,2019年,广东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404.22万吨,其中,猪肉产量221.93万吨,占比达54.9%。近年来,随着养殖规模扩大,生猪生产带来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伴随日益严重的畜禽污染,中央政府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法规及指导意见以规制畜禽污染,例如:2006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法》,2014年颁布《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5年又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的防治行动计划》,这些文件均对畜牧生产提出了环境治理要求。本文通过梳理广东省生猪产业环境规制政策现状,以实践调查和案例探讨的方式,分析广东生猪养殖户目前对该政策的看法和受影响情况,选取两家养殖场进行深入了解,总结环境规制下广东省生猪产业问题,以期为生猪产业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

 

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

 

畜禽粪便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排放物,通常在现实情况中存在两类处理方式,一是在养殖过程中直接将粪便排放土地或者水体中,二是通过污染技术处理后排放或者再利用,由于污染处理成本很高,广东多数中小型养殖场并不具备条件完全对环境达到零污染的情况,因此环境规制压力同样逐年提升,畜禽污染不仅污染浓度高,污染物排放负荷极大,对地表水、地下水、空气及土壤都存在严重威胁,甚至导致传染病蔓延。目前,广东仍然存在不少未经环境保护部门审批的养殖场,这类小型养殖场环境治理设备投资少,经济实力薄弱,养殖户的环保意识比较淡若,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加剧全省的畜禽养殖污染。

 

近年来,广东省政府响应中央文件精神,先后在2009年和2016年印发颁布了广东省《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等文件以解决该问题,畜禽养殖场污染整治工作开始进行。根据《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在2017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珠三角区域提前1年完成。据统计,至2016年8月,全省各地级以上市已全部划定了禁养区,关闭和搬迁养猪场约2.5万个,涉及存栏量315万头。江门市在2016年12月31日前,全面清理禁养区范围内的畜禽养殖场,其中开平市纳入禁养区清理关闭的养殖场共1665家,目前已签订拆除或关闭协议1588家,已全面完成拆除或关闭1529家;肇庆市截止至2016年3月23日,禁养区内应清理畜禽养殖场总数为1007家,已关闭或搬迁生猪养殖场925家,涉及受影响搬迁或处理的生猪约54.3万头;湛江市2016年共清理禁养区内生猪养殖场1328家,涉及生猪7.99万头;惠州市2015年共清理关闭禁养区养猪场2103家,涉及生猪45.96万头,2016年共清理关闭禁养区畜禽养殖场563家,涉及生猪8.76万头,实现禁养区“零养殖”。

 

2019年,广东省农业厅、国土厅和环保厅联合印发了《广东省生猪生产总体规划和区域布局(2018-2020年)》,要求根据环境承载能力,优化生猪产业布局。根据广东省养猪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省生猪出栏3531.94万头,同比下降3.59%,年末生猪存栏2076.05万头,同比下降2.8%,能繁母猪存栏220.34万头,同比下降1.85%。几个养殖重点市如肇庆2019年生猪出栏407万头,同比下降2.8%,能繁母猪存栏18.7万头,同比下降1.8%,清远市2019年生猪出栏210.15万头,同比下降2.44%,能繁母猪存栏量14.01万头,同比下降1.48%,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三年下降,广东省2018年和2019年生猪出栏同比均有所下降。

 

养殖场调研情况分析

 

为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养殖户生产及污染处理带来的实际影响,本文通过走访调研、案例探讨和问卷资料统计的方式分析广东目前生猪养殖场面对环境规制政策的生产选择,以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验证。笔者所在课题组2019年先后两次对广州市南沙区和佛山市顺德区的养殖场进行了实地走访,并且在此期间借助广东省畜牧兽医部门组织生猪养殖场场主培训的机会,对养殖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养殖场场主信息、生猪养殖基本信息、养殖技术与环境规制,以及生猪防疫与扑杀等),共计收集各类规模生猪养殖场问卷60份,其中信息完整的有效问卷共计54份,问卷有效率为90%。

 

在收集样本中,养猪场主要来自于广东省茂名市、韶关市、清远市、广州南沙区及佛山顺德区,养殖场主大多为广东籍40-50岁的中年男性,其中最小29岁,最年长70岁,养殖场年收入集中在10万-50万元段,含34家,50万元年收入以上为7家,企业成立时间最早为1992年,最近2017年,从事生猪养殖时间分别为27年和2年,10年左右的养殖场数量居多。通过统计发现,样本以私有企业为主,目前仅有12家养殖场没有加入生猪组织,77%的养殖场均有加入养猪专业合作社、无公害猪肉基地、龙头企业或生猪重点养殖企业、养猪协会等相关组织。除此之外,课题组还调查了养殖场距城镇距离、养殖规模、生猪销售渠道、生猪销售价格、养殖技术培训和养殖保险补贴等基本信息。可以发现,94%的养猪场的市场距离都集中在30公里以内,主要销售渠道以固定收购商和附近屠宰场为主,在生猪销售价格和养殖技术培训方面,81.5%的养殖企业给出了自家生猪和市场价格差别不大的回答,100%的养殖企业均有参加过养殖技术培训,其中有16.7%参加过1-2次技术培训,83.3%参加过3次以上的培训。此外,87%的养猪场均有购买过生猪养殖保险,在主要险种能繁母猪保险、价格指数保险、重大灾害保险和育肥猪保险的选项中,能繁母猪保险是他们最为重视险种,共有40家养殖场有对其进行购买,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生猪养殖产业对能繁母猪的重视程度。

 

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中出栏量报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数量,区间划分为50-99头、100-499头、500-2999头、3000-9999头、10000-50000头及50000头以上。在本次所调研54个生猪养殖场中,100头养殖规模以上共计51家,占比为94.4%,其中100-499头规模7家,500-2999头规模30家,3000-9999头规模10家,10000头规模以上4家。(《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存栏量在100-1000头区间的养殖场为中等规模,存栏量在30-100头区间的养殖场为小规模),总的来说,随着散户和小型养殖户的减少,更大规模化、专业化的养殖场已经逐渐成为广东省生猪产业的中流砥柱(图1)。

 

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

 

图1 生猪养殖规模

 

在调研问卷设计中,对于畜牧业环境规制与技术的部分问题本研究共涉及17个,主要囊括了生猪排污处理、环境投诉、环境规制感知、环境规制评价、第三方环境管控、污染处理技术和环境规制影响等,本文着重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1)生猪排污处理方式。问题:养殖场的生猪排污处理方式是(可多选)。回答选项包括干粪贮存池、化粪池、沼气池、粪便有机处理、直接还田、未采取处理措施以及其他,本文对处理方式和处理方式数均进行了频率统计,如图2和图3所示,目前生猪养殖场对猪粪等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几类,在本问卷中未采取处理措施的养殖场样本为0,在这54个统计样本中,干粪贮存池、化粪池和沼气池是大部分养殖场所采取的普遍做法,分别有34、26和45家,占比达到62.96%、48.15%和83.33%。由于处理成本较高,粪便有机处理方式仅18家。此外,在污染处理方式数统计中,仅一种处理方式的养殖场占比为25.92%,大部分养殖场均有两到四种的多种处理方式,分别有24.07%、29.63%和18.52%的比例,可以看出的是,生猪养殖场对于猪粪等废弃物的处理均有着自己的方式,而且比较重视,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养殖场主环保意识的提高或者环境监管压力的到来。

 

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

 

图2 污染处理方式

 

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

 

图3 污染处理方式数

 

(2)污染处理设备的运营成本。主要调查内容为污染处理成本高低感知与实际处理设备运行情况,从表1可以发现,环境规制的出现使得绝大部分生猪养殖场都配套了污染处理设备,87.04%的养殖场主表示技术设备为自己的经营提高了生产成本,仅7家对此并不敏感,此外,当询问到“污染处理设备是否一直都有利用”问题时,68.52%的养殖场均表示这些设备需要一直运转,可能出于节能节生产费用的原因,有27.18%和3.70%的养殖场表示只有在生产时才开启污染处理设备以及对此利用不多。

 

表1 污染处理设备

 

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

 

(3)环境规制带来的养殖场搬迁。该部分问题包括:第一,因为环境监管压力,您是否有考虑将养猪场搬迁到其他地方?搬迁去哪里?如果可以选择,是否愿意搬迁到周边市区还是省外?第二,周边是否有养殖场因为环境管控而搬迁到其他地方?首先,在搬迁意愿方面,46家养殖场均未有考虑过其他地方,而8家曾主动考虑过搬迁,其中3家表示想搬迁至更偏远的地方,而5家并未给出能搬迁的具体地方。在周边市区和省外的抉择中,愿意搬迁的养殖场均选择了周边市,未出现转移出广东省的意愿。在第二个主要问题中,26个所受访问者表示周边已经存在有养殖场因为环境管控而搬迁到其他地方的案例。28个样本则给出了周边没有此类现象发生的答案。畜牧业产业转移是本研究着重调查的内容之一,通过统计可以发现,出于转移成本的考虑与目前自身经营情况,绝大多数养殖场是不愿意进行主动搬迁的,并且即使有了可以搬迁的选择,他们也并不知道可以转移到哪个地方,而且在地点上,他们也更愿意将养殖场转移到周边市,而不是距离成本更高的省外。另外,实际上这些养殖场的周边其实有他们同行已经开始进行了搬迁,这也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带来的被迫选择。

 

表2 养殖场搬迁

 

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

 

(4)环境规制强度与变化感知,如图4和5。问题一:您觉得目前政府的环境整强度怎么样?回答选项包括强度低、一般、较高、高。问题二:和一年前相比,您觉得现在这样的环境整顿强度是更高还是更低,回答选项包括变高、变低和没变化。所得到的回答中,有57.41%和24.07%的养殖场主认为现在的环境规制强度是较高及高的,累计81.48%,16.67%的场主认为强度较低,而只有1个受访者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低。在强度感知变化方面,有61.11%的受访者认为与一年前相比,环境规制强度是更高的,而22.22%和16.67%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变化,以及强度变低。总的来看,随着环境政策的深入,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管控愈加严格,对于生猪养殖场而言,这些养殖户也切身体会到这种规制强度更高的变化,并且在持续承受这种高压带来的影响。

 

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

 

图4 环境规制强度感知

 

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

 

图5 环境规制强度变化感知

 

(5)环境规制的影响。在环境规制对养殖户影响的调查中,本研究总共设计了生猪养殖收入降低、养殖技术改善、养殖成本提高、要求整改搬迁和没有影响的回答选项。从图6中可以看出,生猪养殖成本提高和促进养殖技术改善是目前环境污染整顿带来的最大影响,比例分别为66.67%和57.41%。其次影响为养殖收入降低与要求整改搬迁,11.11%的养殖场认为没有带来直接影响。此外,在养殖技术部分,还同时增问了“在环境整治过程中,您是否学习了新的养殖和排污技术”问题,有47家养殖场表示有学习到了新的技术,7家表示未促进技术改善。可以发现,除了前文理论及实证部分所述的影响外,环境规制的到来激发了这些养殖场的技术更新换代,这是一种有益的趋势动向。

 

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

 

图6 环境规制的影响

 

(6)环境规制的评价。畜牧业环境规制评价主要包括养殖户对政府环境整顿的看法,以及对整顿效果的有效与否。所得回答中,有62.96%的养殖户表示他们较理解环境规制政策对生猪产业的整治,但政策实施的方式需要改善,35.19%的养殖户表示非常理解环保政策的意义,此外仅有1家养殖场对于这种做法表示不理解。在环境规制效果评价中,“效果一般”回答的共36家,占比三分之二,“比较有效”回答的共16家,占比为三分之一。一个公共政策的从计划出台到具体落实实际上包含了多种程序,在末端也包括公众及利益相关者对该政策的看法评价,就本文所得结果来看,其实几乎所有生猪养殖场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到来都持有理解的态度,因为这有益于产业的长期发展,而在他们看来,如果措施不当或者规制方式不完善,最后所得到的收益也并非是有效的,或者说起到的作用一般。

 

表3 环境规制的评价

 

广东省生猪产业的环境规制发展及所面临的问题

 

(7)其他环境相关问题,除了上述研究内容以外,本研究还对生猪养殖场收到的环保投诉和第三方环境规制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其中,有12家养殖场曾收到过周边居民对他们的投诉,投诉内容包括为污水排放、产生噪音、气味难闻和废弃物堆积等,而污水排放投诉占到了一半的投诉量。第三方管控这里指的是除了政府部门的环境管控外,还有其他如“养猪协会”等第三方部门宣传管制清洁生产,20家养殖户曾受到过这类非政府部门的提醒约束,主要包括有养殖协会、饲料厂、合作社、村委会以及饲料行业协会。

 

广东省生猪养殖业面临的问题

 

在环保政策的压力下,广东生猪养殖业在短期内减少了肉猪和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对生猪养殖和猪肉价格都造成了一定的波动,其次,在禁养限养区内的部分小规模及散养户等产能低下或环评未达标的养殖场陆续被淘汰,提高了进入生猪养殖行业门槛。目前,广东省生猪养殖户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粪便污染治理困难

 

生猪生产中,每头猪都是一个污染源。据统计,180天生产期的生猪日排泄系数(克/头)分别为粪2200、尿2900、生化需氧量203、化学需氧量266、氨氮37.5。每头猪产生的污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目前,生猪养殖企业环保处理能力大多比较薄弱,大部分养殖场将沼气池作为养殖废弃物处理主要设施,后续处理设施较欠缺,生猪存栏量已超出土地承载能力,难以处理的粪便对土地和水源污染均构成了严重威胁,在环保部门的监督和养殖污染投诉中,养殖行业的污染大部分来自于养猪行业。

 

表4 畜禽污染物日排系数(g/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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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畜禽污染物年排系数(kg/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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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的粪便排泄系数是指单个动物每天排出的粪便数量,它与动物种类、品种、性别、饲料、生长周期以及气温天气等条件都有关,如果根据表4的畜禽污染物日排系数和表5畜禽污染物年排系数,以及年末存栏头数(表6),则可以估算出广东省畜牧业污染物排放量,如表7所示,2017年广东省全年产生粪便量3318.42万吨、尿液1894.73万吨、生化需氧量217.90万吨、化学需氧量220.82万吨、氨氮28.96万吨。其中,生猪养殖产业分别对应844.27万吨、1112.90万吨、77.90万吨、102.08万吨和14.39万吨,面对每日大量的污染处理,很多在经济条件有限下的养殖场会显得力不从心,或则选择性忽视环境效应。

 

表6 近年广东省畜禽头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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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广东农村统计年鉴

 

表 7 基于 2017 年广东畜禽年末存栏量污染排放量估计(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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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用地困难

 

生猪养殖用地则是保障生猪养殖事业发展的基础,目前规模化生猪养殖对土 地需求较高,对环境影响明显,由于环评压力越来越大,对养殖场选址及污染物 处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各地政府要求养殖场往远离水源及村庄地区转移,在部 分村庄地区由于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使用土地必须全体村民同意,少数村民持有 不同意见则难以实施,造成养殖场选地用地比较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养殖污染 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生猪养殖难以获得土地资源,对于地方而言,土地资源是有 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大的价值是关键问题(王成全,2016),目前 全国养猪业也面临这个问题,经济发达地区多数为猪肉的主销区,消费需求旺盛 导致生猪养殖者对养殖用地需求增加,但是供给有限,即导致规模化养殖用地难 的现状,与其他其他行业行比,生猪养殖很难吸引到产业所需要资源,尤其是宝 贵的土地资源。在 2019 年以后,中央自然资源部《关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 明确生猪养殖用地将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 续。同时这份文件取消了生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规模不超过 15 亩的上限规定, 保障生猪养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该文件从三个方面为生猪等养 殖用地提供保障:一是国家对生猪养殖的用地规模不再做统一规定,由各省(区、 市)根据自身情况自行确定;二是养殖企业如果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需要少量占用的,允许占用一些,但是必须补划永久基本农田;三是针对“建楼养 猪”,此前政策并不明确,如今从节约集约方面考虑,允许建设多层建筑进行养 殖生产。但是,从养猪行业实际来说,行业用地难、用地贵依然会是养殖户的痛 点,高门槛进入会将众多中小型养殖场排除在外,除此之外,养殖用地选址还需 要综合考虑建筑安全、动物防疫和环保处理等问题。

 

非洲猪瘟”的影响

 

2018 年 8 月,非洲猪瘟疫情传入我国。由于传染性强,没有效疫苗,非洲 猪瘟很快传遍全国所有省区市,据计销毁猪只将近 120 万,其猪肉价格与同一年 前相比,翻将近一倍。据农业农村部报告,2019 年 5 月,全国生猪存栏量同比 下降 22.9%,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下降 23.9%,官方报告显示,2019 年 5 月母猪 较 2018 年同期削减近 24%,并且已经算是“保守”估计。在消费层面,非洲猪 瘟疫情直接导致了猪肉等民生物资价格暴涨,出现历年少见的通货膨胀,居民消 费者价格指数(CPI)一度超过 4%。截至 2019 年 9 月末,非洲猪瘟已造成我国 约 1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1410 亿美元)经济损失。我国被迫从海外大量进口肉 类填补供应缺口,2019 年,全国猪肉、鸡肉进口量激增近 50%,间接导致世界 食品价格受之波及,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在 2019 年 11 月, 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年增近 10%,创下 2017 年 7 月以来最大年涨幅,全球肉品价 格飙涨 18%,涨幅创 8 年来新高。广东省同样不例外,自 2018 年 12 月珠海市香洲区主动排查出第一起“非洲 猪瘟”疫情后,受感染生猪均采取直接死亡和扑杀,这直接导致了生猪存栏量大 幅下降和养殖场的巨大损失。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养殖场户恐慌心理加剧,导 致很多地区快速抛售存栏猪,很多地方出栏的育肥猪重量只有 90—95 千克,个 别地方还不足 90 千克。种猪的减少使得后续供种能力严重受创,猪苗、猪价、 饲料等相关产业端同时也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广东全省 生猪存栏同比整体都有所下降,其中以茂名为首的粤西区域受疫病影响较大,降 幅在 50%以上,韶关地区感染病例最少,降幅在 10%左右。

 

养殖户信心不足

 

广东省生猪散养户占生猪养殖总量比重仍然较大,由于缺乏准确的行情信息, 容易出现价高加快补栏,价低集中出栏现象,造成生猪价格大幅波动。虽然生猪养殖利润仍然可观,由于养殖户防范市场风险能力较低,对补栏保持比较谨慎的 态度。大多养殖户“不敢养”。养殖户信心与本轮“猪周期”联系紧密,2015 年 后,随着环境监管政策效果的凸显,从环保部公布的进展情况来看,南方水网地 区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进展顺利,广东地处珠江水域,在这两年基本已经 完成关闭搬迁目标,虽然政府给与了一定补助,但这其中也致使较多养殖户的处 于亏损状态,因此对于如何复产、怎么复产也都缺乏信心。另外,由于 2018 年非洲猪瘟病毒蔓延影响,猪瘟病毒致死率高,养猪场户 普遍缺乏对这种新传入病种的防控经验,恐慌情绪较重。尽管近期生猪市场价格 高位运行,但养殖场户补栏意愿仍较低。对于大型养殖场,现在也因为多重因素 的作用,导致了很多养殖场整体运营也不顺畅,这些养殖企业需要在环保达标的 是同时防控疫情,采取诸多应对措施,在这其中就直接性的增加了很多运营成本, 最后流动资金不足可能成为共性难题,如果难以获得金融机构支持,一旦养殖户 资金链断裂,将会对养殖企业及养殖户造成致命打击,有的可能还会面临破产。据农业农村部 2019 年 7 月 26 日至 31 日对全国 400 个县 11191 户养猪场户开展 的问卷调查显示,仅有 32.3%的场户年底前有扩大规模的意愿。

 

保险机制有待完善

 

政策性生猪保险的执行,是中央国务院为广大养殖生产者提高防御风险能力 和确保养殖增收的一项惠民措施(刘勇,2009),其保险的实施办法是由国家保 监会、财政部和农业部根据实际情况和生产规律而确定的,近年来,中央财政不 断加大对农业保险支持力度,推动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将生猪纳入补贴范围, 提高生猪保险保费补贴标准。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共承保生猪 4.12 亿头,提 供风险保障 2546.61 亿元,签单保费 112.79 亿元,支付赔款 144.43 亿元。2020 年上半年,全国共承保生猪 2.47 亿头,保费收入 88.72 亿元,提供风险保障 1855.57 亿元。2019 年 9 月,中央财政部联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支持做好稳定生猪 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加大了对生猪保险的支持力度,调 动养殖场户恢复生猪生产的积极性。在非瘟常态化疫情之下,全国各地基本都增 加了能繁母猪和育肥猪的保险保额,广东省的育肥猪保额提升到了 800 元。但是,就整个顶层设计而言,目前的生猪保险机制还有待完善,由于非洲猪 瘟的影响,2019 年生猪保险严重亏损,虽然国家出台政策提高了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但由于费率未做及时动态调整,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风险敞口,也影响 了生猪保险机制的持续有效运转。此外就养殖户来说,虽然很多养殖户都有意愿 参与生猪保险,提高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但由于肉猪保险政策还不够完善,养 殖户普遍认为投保目前的肉猪保险不划算,因而投保意愿不强。此外,育肥猪保 险每年只能办理一次,保险期限为 4 个月,而农户养殖的出栏时间一般都超过了 4 个月,剩下的 8 个月时间农户不能办理保险业务,因此农户对此反映也很强烈, 虽然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是根据生猪生理特点和出栏周期制定的,但保险机制 仍可以加以改进。

 

政策建议

 

(1)继续推行畜牧业环境规制政策。环境规制虽然短期内对生猪养殖场或 养殖户造成了一系列困难,使得他们的经营变得困难,但是环保政策是我国畜牧 业当前发展的必经阶段,在源头上,该政策是引发产业调整的关键因素,我国生 猪养殖行业规模化和专业化,以及污染扩张都是上个世纪一些发达畜牧国家所经 历过的历史经验,这也是当代农业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政府推 行该政策的初衷和时机是完全准确的,因此,建议继续推行环境监管政策,引导 生猪产业合理发展。

 

(2)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避免“一刀切”问题。由于行政体制特点,中 央政府是我国大部分政策的出台主体,然而,由于不同地区各具特色,因此不得 不指出的是,我国这种政策推行方式也存在一定弊端,容易忽视地区差异,造成 “一刀切”问题,让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例如近些年一些很大经 济发达省份,盲目扩大禁养区面积,摒弃对其“无益”的生猪养殖产业,变味的 政策推行实际上违背了环保初衷,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推行 环境规制措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各自特点,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让政策可调, 更多衡量粮食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3)进一步加快广东省生猪产业布局调整。防治畜禽污染的另一个途径是 调整产业布局,宏观上,合理的产业布局对生态环境安全、畜产品供给、动物防 疫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在多个五年规划中都有强调并 且含有畜牧发展规划,其中在地理上也开始着重对产业空间布局进行,因此,建 议根据各市自身条件和地理位置进行调整,对其进行人为引导,让粪便污染物集中处理,防止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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