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生猪行业关于“猪价疯涨”“业内巨头大肆扩张”“外行高调跨界入局”等戏码不断上演。
然而就在日前，业内颇具威望的唐人神董事长陶一山一句“两年后猪价可能到四五块了”直接带崩猪业股市。关于陶一山的这一言论，在业内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梳理大家争论的焦点，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此次震荡大跌是否与资本参与生猪养殖有关？
2、二十亿产能是否确实存在？
3、受“猪周期”影响猪肉会不会跌到四五块一斤？
4、产能过剩论是危言耸听还是智者千虑？
下面，我们逐一来分析一下。
资本搅乱市场论站得住脚吗？
表面上看，首先，2019年至今的肉价高涨和一些产业受欧美金融危机带来的国内经济宏观调控的影响似乎是各路资本再次疯狂进入养猪业的主要理由。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养猪是传统行业最后的金矿。首先是市场容量大，目前中国的养猪业市场容量保守估计有1.5万亿。哪个行业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估计钢铁业也没有这么大市场！
其次，中国养猪业目前集中度低。在近10年内，国内养猪业排名前10的公司和品牌，市场占有率仅达1%～2%；10年后，若前10名的公司和品牌市场占有率能达到50%，市场格局才会定下来。因此，在此期间，大家都有机会。
仔细来看近些年有大动作的资本流入，真正扎根布局扩大自己生猪养殖体系的，占比更多的还是原来就在这个体系内的企业。
例如，生产饲料为主业的正邦科技在安徽、北京等布局种猪和商品猪养殖基地；
例如，主要从事猪饲料的研发、生产的金新农在韶关种猪养殖基地，规划在加大猪饲料主业的同时，加快步伐涉足生猪养殖业，由此打通产业链等等。
养猪业务的整体毛利率将远高于饲料业务，这些企业的扩张行为基本上遵循“延长产业链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和以量换价”的思路，以减少行业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所以看似声势浩大的养猪资本投入，事实上仍旧是巨头之间抢占市场的争斗，所谓资本扰乱市场论，颇为站不住脚。
后几个问题基本上是连锁效应，我们概念弄通之后再来一并解答。
“猪周期”到底怎么算？
猪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生猪价格出现季节性变化的时候，产品(猪肉)供给不能及时实现调控。
因为从产能(能繁母猪)的形成到产品供给有一个滞后期，能繁母猪的多少是形成未来产品供给能力的基础，能繁母猪就是猪肉产品的产能，能繁母猪补栏后，通常要饲养3个月左右才能和公猪配种，然后母猪进入4个月的妊娠期，母猪产下仔猪后，又要饲养5～6个月的肥育期才能出栏，这样从补栏到活猪出栏供应市场，一共需要13个月左右，这是生猪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反之，从淘汰母猪(即产能)到减少猪肉供给也需要13个月左右，因为目前的市场供给是由前一年的产能决定的。
而我们成千上万的养殖户对猪肉价格变化的反应，就像散户炒股一样，习惯于“追涨杀跌”。
当猪价走高时，资本的扩张性和増值性加上政府的扶持政策，往往会促使养殖户增加投资，多饲养母猪，扩大产能形成产能过剩，形成了未来生猪价格下跌的基础。
当猪价下跌时，养殖户因承受不起亏损而尽量淘汰母猪，降低产能，而无论扩大产能或降低产能，都不会在当期影响市场供应，只是对未来一年的市场供应产生影响，价格高位时大量补充的母猪，一年后猪肉可能产生供过于求，促使生猪价格下跌，而大量淘汰母猪时又使未来一年的猪肉供不应求，促使生猪价格上涨，如此循环重复出现。
因此，生猪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与市场供求规律在时间上的错位，是形成生猪价格波动的内在原因。
宏观调控下的“产能过剩”更具中国特色
所谓产能过剩， 不单单只存在于生猪养殖的“猪周期”内，它其实广泛存在我国的各个经济活动中。所以习总书记才将“供给侧结构改革”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供给侧改什么？改的就是产能过剩。
但是，不同于西方更高程度的“市场自由”，我国的“产能调节”会经常受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影响。例如房产经济、生猪市场等，尤其是在市场进入供给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只“有形的手”的干预更加明显。
例如今年的猪市：在产能告急，肉价冲天的情况下，为了最快速度的让市场恢复常态，政府出台各种对生猪养殖的刺激补贴政策，降低补贴门槛，甚至各个省市要定制出栏计划并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
于是在种种“计划经济”的套路中，似乎眼下稳步缓解了生猪缺乏的状况，但毕竟在建、计划、蓝图等等均是纸面上的数字，落到实处到底有多少，头部企业是否会为了各种原因去掩饰自己存栏头数的真实数据，就不得而知，也就有了开头陶一山的言论。
据此，小编推断所谓二十亿产能有可能真的存在，但因此去杞人忧天猪价下跌到四五元我倒认为大可不必。毕竟，产能过剩我们还有出口等等调剂渠道，又不是，所有猪都要我们自己一口一口吃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