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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来，生猪价格开始进入连续大幅下挫周期，6月中旬以来进入15元/公斤左右徘徊中呈现下降的趋势，相比历史最高点的跌幅已经达到62.5%，直逼2018年8月非瘟疫情爆发前后的生猪价格水平。伴随此轮生猪价格的跌宕起伏，关于规模化养猪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
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发展状况
首先，国家产业与环保政策助推规模化养猪迅速发展。
2007年起，我国以实施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项目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通过一系列补贴政策跟进使生猪规模化养殖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2019年，我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出栏生猪占到了全国总数的53%，较2015年提高了9.7个百分点，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出栏生猪占到了21.8%，较2015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预计2020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出栏生猪能够占到总数的57%。总体来看，养猪业产业集中度处于稳步上升阶段。
其次，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倒逼中小型猪场逐渐退出。
目前，我国粪污资源化利用与病死禽畜无害化处理利用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专用设施及配套设备等固定资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加剧生猪养殖的重资产运营程度，相较于规模化猪场雄厚的资金实力与资源的匹配程度，中小规模养猪场往往无力投入，即使按区域集中投入以后也难以实现有效运转，并且随着环保政策进一步收紧，中小规模猪场面临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产能将进一步向规模化猪场尤其是大型头部企业集中。
第三，生猪产能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
由于规模化养殖本身占地、用水、用电等的需求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往往土地成本、人力成本更高，用水、用电的价格也抬高了养殖成本，并且生猪养殖对于环境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于是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周边地区政策迅速收紧，使我国生猪养殖区域尤其规模化猪场的地理布局整体上呈现出向农村、向边远地区转移的趋势。
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的内生动力与外在助力
一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生猪养殖集中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近年来，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推出，经济欠发达地区、边远地区养猪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伴随着“公司+农户”等模式的推进，生猪养殖在许多地区的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该部分地区多还处于散养阶段，规模化程度还相对较低，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二是头部企业出栏生猪占比超10%且头部效应还在增强。
2020年，我国生猪出栏总数为52704万头，其中13家上市猪企出栏总数超过5550万头，占到了全国生猪出栏总量的10.53%，随着“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公司+合作社“等模式的发展以及头部企业产能扩张，头部效应将进一步增强，中小养殖户通过多种途径融入头部企业养殖体系的依附程度将会增强，行业规模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三是双疫情加速规模化进程。
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背景下，规模化猪场面对疫情具备更强的防控能力和复产能力，非洲猪瘟疫情爆发以来规模化猪场受到的冲击明显小于中小型猪场。整体而言，双疫情冲击使得进入养猪行业的资本投入力度、风险防控难度、污染治理强度均明显增大，抬高了养猪业的规模化门槛。
四是缓解猪周期波动影响要求推进规模化养猪。
猪价短期内的大幅下挫增加了养猪业的投资风险，对于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规模养殖场而言更为突出。随着规模化进程的推进，猪场的标准化、规范化要求进一步提高，规模化猪场较强的疫病防控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将通过其长期稳定的产能进一步体现到价格上，逐步削弱猪周期大幅度波动的负面影响。
有序推进规模化养猪的思考建议
一是发挥合作社优势提升农户专业化水平。
合作社在新型生产经营模式打造中具有得天独厚的组织优势，发挥合作社对中小型养猪户的组织与指导作用，有助于提升养猪户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并且“企业+合作社”等养殖模式，能够更好地对接国家产业、信贷等方面政策，助力其盈利能力与产业化程度的提高。
二是助推家庭农场养猪规模化进程。
随着我国生猪养殖结构“哑铃型”分化格局的形成，家庭农场养猪模式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维持较大比重。政府应当通过降低信贷门槛、实施梯度补贴等方式降低家庭农场规模化发展门槛，助力家庭农场养猪快速走向规模化。
三是建立完善的猪业信息收集网络。
建立完善的产业信息收集网络，提升养猪业信息化程度，依靠行业大数据既可以做到疫情可控、产能可控和污染可控，也便于政府利用精确的产能信息调整优化产能结构，助力养殖户科学合理地制定生产计划，提升行业规范化水平和风险监控力度。
四是推进生猪期货健康发展。
降低生猪期货交易门槛，通过“保险+期货”等形式扩大生猪期货套期保值覆盖面;完善生猪期货行业监管，确保生猪期货发挥套期保值和规避风险的作用，助力规模化猪场持续健康发展，助力“猪周期”趋于长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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