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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稳定恢复的同时，生猪的调运方式也正在转变。据农业农村部2020年发布的《非洲猪瘟防控强化措施指引》，2021年4月1日起，我国会逐步限制活猪调运，除种猪仔猪外，其他活猪原则上不出大区，出大区的活猪必须按规定抽检合格后，经指定路线“点对点”调运。指导养猪场分阶段开展非洲猪瘟净化,创建无疫小区，提升综合防控能力。
对于限制活猪调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有关负责人曾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实施分区防控是控制和消灭动物疫病的有效措施，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已被国内外实践反复证明。为防控非洲猪瘟，我国从2019年年初开始，就已在中南6省区试点开展分区防控，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从2019年11月30日起，除种猪、仔猪和“点对点”调运生猪外，禁止中南区外的活猪调入。上述试点疫情形势总体平稳，生猪及猪肉价格没有因此出现异常波动，说明前期的区域划分是科学的，政策措施有效。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1年，四川、湖南、海南、广西、山东等地均已出台各省生猪调运新规。其中，海南省自4月1日起“停止外省肉用生猪入岛”;湖南省从3月17日起，除用于继续饲养的种猪和仔猪外，暂停外省生猪调入，且强调“严禁从高风险区调入继续饲养的种猪和仔猪”。广西壮族自治区则自4月1日起，除中南区其他省份(广东、海南、福建、湖南、江西)的种猪和仔猪外，暂停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猪调入广西。且对“从中南区其他省份调入广西的种猪和仔猪实行‘点对点’调运报告制度”。
生猪调运新规是否会影响到猪价和猪肉供给?
在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看来，参考先前在中南区实行的调运政策，此次禁止调运活猪政策在落地前很短的时间内会对市场有影响。结合曾经“北猪南运”的背景，短期内，北方主产区外调猪数量下降，供给短时增加，价格下滑，南方主销区调入的活猪量减少，但白条肉增加，猪价下降速度会略缓。但上述影响其实一周左右就可以消化。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讲，这种措施是有意义的。
对于限制活猪跨区调运过程中，部分种猪、仔猪仍可调运的原因，朱增勇指出，仔猪和种猪是生产投入品，如果不允许调运，生产就没有办法继续。同时，在非洲猪瘟发生前，跨省活猪调运量在1亿头以上，但相比之下，仔猪和种猪的调运量相对来说要小很多。此外，非洲猪瘟发生后，很多省份都已经开始鼓励提升本地种猪供给能力，养殖户倾向于为减少疫情风险选择在本省购买种猪或者留存性能较好三元母猪做种猪，也使得后期仔猪、种猪调运量不大。
朱增勇认为，调运新规的实施并不会对各地区猪肉供给产生影响。非洲猪瘟发生后，我国生猪调运结构已经发生改变。2019年，农业农村部对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实施区域化防控，按照地理相邻、产销互补等区域划分原则，将国内分为北部区、西北区、东部区、中南区和西南区5个大区，经过科学划分的各大区内都有具备实力的主产省和主销省，其间一些地区已不允许跨区调运活猪，但会允许区域外经过备案、检疫的规模养殖企业和屠宰企业之间实施“点对点”的调运，走指定通道，满足猪肉产品需求。“2019年，活猪调运量较上年下降了约48%，猪肉调运增加9.7%，现在活猪调运比例也仍在下降。”
“在新调运政策的推动下，‘北猪南运’会慢慢转变成‘北肉南运’。”朱增勇举例称，假设河北省的猪肉量已经可以满足北京、河北等北部区需求，多余的猪肉就可以通过就地屠宰，以肉的形式再运到南方区域，“但这也要依赖于这个省份本身拥有的屠宰深加工能力和所在区域的冷链物流设施条件。”
